1037 Film / 剧作与人物
全勇先指出剧本在早年叫电影文学剧本,随着网络发展简称为剧本,丢掉文学二字,这一称谓变化有哪些实际影响?
严格来说,「电影文学剧本」并不是一个后来单纯被互联网缩写掉的全称,「剧本」「电影剧本」「电影文学剧本」「文学剧本」「分镜头剧本」「摄制台本」在中国电影史上长期并存,它们之间既有概念差异,也存在不同历史时期使用习惯的变化。
关于「电影文学」概念史的研究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广泛使用的「电影文学」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在苏联「文学性电影剧本」理论与中国既有电影传统结合之后形成的,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逐渐定型,到80年代通过教材、词典、专业组织与电影教育体系进一步稳定下来;因此,「电影文学」从一开始就不只是一个名称,它同时携带着一种关于电影剧作性质的判断,即电影剧本虽然服务于未来的影像,却仍然具有相对独立的文学价值。
这种观念曾经非常具体地存在于中国文化生活之中。
20世纪80年代,大量电影剧本不仅刊登于《电影文学》《电影创作》《电影新作》等专业刊物,《收获》《十月》《当代》这样的文学期刊也会发表电影剧本;1983年的《电影文学剧本选》甚至明确把电影文学描述为电影艺术的「先行创作和基础」,并认为它可以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形式存在。换句话说,当时一个普通读者即使永远没有进入电影厂,也完全可能把电影剧本当成文学作品来阅读。
这与今天很多年轻创作者接触剧本的方式已经非常不同。
今天一个学生第一次学习电影剧本写作,很可能首先接触的是Final Draft、标准场景标题、INT./EXT.、DAY/NIGHT、动作段落长度、对白格式以及所谓「可视化写作原则」;他会迅速被告知,小说可以写人物想什么,电影剧本必须写摄影机能够看到和麦克风能够听到的东西,于是「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父亲」会被视为不够专业,而「他停下来,看着父亲离开的方向」则显得更加符合影视工业规范。
这种训练当然有充分的合理性,因为电影最终必须转化为演员、摄影机、声音、美术、剪辑和制作部门能够执行的东西,剧本不可能完全按照小说的方式书写。
但是问题在于,当一种原本为了纠正初学者过度文学化写作而建立的技术规范,被逐渐理解成关于剧本本体的绝对定义时,「可拍摄」就很容易从剧本的一项必要条件,悄悄变成评价剧本质量的最高标准。
按照一种极端严格的「镜头可见性」原则,「心头一紧」确实存在问题,因为摄影机拍不到「心头」,更拍不到「一紧」。
如果把它输入某些标准化编剧课程的剧本诊断系统,很可能会得到类似这样的修改意见:这是不可视化的心理描写,应当改写成人物的外部动作,如「他皱了一下眉」「他的手停在半空」「他攥紧杯子」。
但全勇先的回答实际上提出了另外一种剧本观,即剧本并不只是摄影机说明书。
「心头一紧」的真正接收者不是摄影机,而是演员。
演员读到这四个字以后获得的是一个人物内部状态,而这个状态究竟怎样成为身体行为,本来就属于演员的创作范围。
有人可能突然停止动作,有人可能眼神闪避,有人可能呼吸发生变化,有人可能继续若无其事地吃饭,只是在两秒之后才出现反应;如果编剧提前把它规定成「皱眉」,反而把几十种可能的表演压缩成了一种最容易被文字描述的面部动作。
于是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却经常被今天的剧本教学忽略的问题。
所谓「不可拍摄的文字」,未必等于「对电影没有用的文字」。
因为剧本的阅读者从来不只有摄影机。
导演要从剧本中理解场面的精神方向,演员要理解人物在某一瞬间内部发生了什么,摄影指导需要理解空间应该给人怎样的心理感受,美术指导需要知道这个世界究竟是衰败、压抑、温暖还是陌生,服装、声音、剪辑乃至作曲都需要从文字中寻找某种尚未被具体化的创作依据。剧本面对的是一群创作者,因此有些文字虽然无法直接被摄影机记录,却可以非常准确地改变最终出现在摄影机前面的东西。
这大概才是「电影文学剧本」中的「文学」真正值得重新理解的地方。
文学性并不等于把剧本写成小说。
优秀的剧本也大量充斥着不可视化的描写,这些描写对于锚定特定氛围、情境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如果一个剧本用几百字描写黄昏的颜色,连续几页解释人物童年的创伤,在动作段落中不断使用华丽比喻,却无法形成清晰的场面、人物关系与戏剧行动,那么它当然可能是一份糟糕的电影剧本。
重新强调文学性,也绝不意味着重新回到一种无视电影媒介特性的剧本写作方式。
真正值得保留的,是文学赋予文字的另一种能力——在没有把一切规定死的情况下,让阅读者准确感受到某种东西。
比如同样是人物进入房间,「张强走进房间,关门,坐下」当然完全可拍;可是「张强进来以后没有立刻关门,像是还没有决定自己究竟要不要留下」同样可以拍,而且后一句实际上向导演和演员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信息。它没有规定演员必须皱眉、低头或者叹气,却建立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人物状态:这个人的身体已经进入房间,心理仍然停留在门外。
这种文字就是电影文学剧本中特别珍贵的部分——它既没有替演员表演,也没有替导演分镜,却使所有部门知道这一刻究竟应该朝哪里走。
所以,全勇先所说的「指明创作方向」,其实可以作为理解电影剧本文学性的一个非常准确的入口。
优秀剧本提供的往往不是封闭答案,而是一组具有方向性的限制条件,它告诉演员人物此刻处在怎样的心理压力之下,告诉导演这一场戏真正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告诉摄影和美术这个空间应该承载怎样的情绪,却没有把所有具体表达方式预先消耗在纸面上。
从这个角度重新理解,「文学」两个字逐渐淡出日常称谓以后,第一个实际影响,就是我们越来越容易把剧本理解为一种生产文件。
这一变化与整个电影工业的发展有关。
现代影视制作越来越强调项目管理、标准格式、跨部门协作、预算控制、场景拆分、拍摄周期以及剧本开发流程,在这样的生产系统中,剧本天然具有非常强的工具属性,而工具越需要进入规模化协作,就越需要标准化。场景编号必须明确,内外景必须明确,时间必须明确,道具、人物、场景必须能够被制片部门拆解,这些要求共同强化了剧本作为工业文件的一面。
问题并不在于工业化,因为没有工业体系,现代电影本身就很难成立;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当剧本的工业属性越来越强,它作为一种可以被独立阅读、独立讨论、独立批评的文字作品的身份便逐渐弱化。
中国电影资料馆整理的《中国无声电影剧本》收录了大量字幕本、分镜头剧本和文学剧本,而近年的12卷本《现代中国电影文学大系》又系统整理了1913年至1949年间的电影本事、字幕、说明和剧本,总量超过千万字,这些材料之所以值得保存,显然已经超出了「还能不能拿去拍」的实用问题,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中国电影史和文学史的一部分。
当「文学剧本」越来越变成「项目剧本」,剧本的生命逻辑也随之改变。
项目成立,它存在;项目开发,它修改;项目取消,它进入硬盘;电影拍完,它完成使命。
这种变化的第二个实际影响,是剧本评价体系开始越来越偏向结构效率,而不是经验密度。
今天讨论剧本,非常容易迅速进入三幕结构、人物弧光、激励事件、第一转折点、中点、最低谷、高潮、节拍、信息揭示以及情节点的位置,这些理论当然极其有用,我甚至认为任何职业编剧都应该熟悉,因为它们提供了一套分析叙事动力的语言。
一个人物在第17分钟遭遇激励事件,第28分钟进入第二幕,第55分钟抵达中点,第82分钟跌入最低谷,第105分钟完成高潮,并不能证明我们真正认识了这个人物。
人物经历了什么,来自怎样的家庭,在怎样的城市长大,他怎样理解金钱、爱情、尊严、疾病、死亡和失败,他在别人说话时为什么沉默,他为什么在某个毫不起眼的瞬间突然想起二十年前的一件事情——这些东西很难被压缩成结构术语,却构成电影最终是否能够留下人的质感的基础。
这也是为什么同一场海浪对话中,张珂谈到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观点。
电影可能只有100分钟,但人物背后的命运可能长达50年,关键在于创作者究竟是带着这个人物50年的命运来写眼前这一刻,还是只知道这100分钟里正在发生什么。
这句话与「电影文学剧本」的问题其实完全相通。
文学传统最重要的训练之一,就是迫使作者相信人物在故事开始以前已经活了很多年,而且在故事结束以后仍然拥有某种想象中的生命。结构关心人物下一步做什么,文学性则不断追问:为什么偏偏是这个人会这样做?
于是「文学」两个字弱化以后出现的第三个影响,就是人物越来越容易被功能化。
我们今天经常看到一种技术上没有明显错误的剧本:主人公有明确目标,反派制造阻碍,配角承担信息功能,人物拥有所谓成长弧线,伏笔能够回收,第三幕也完成了情绪释放,可是看完以后,你很难相信这些人在电影之外真正活过。
因为他们拥有功能,却缺乏生活。
母亲负责制造亲情压力,前女友负责揭露主人公的过去,朋友负责在第二幕提供帮助,导师负责在关键时刻说出主题,反派负责迫使主人公完成成长;所有人物都在非常勤奋地服务结构,却很少有人拥有一种超出剧情需要的存在感。
文学性恰恰会不断抵抗这种功能化。
真正好的文学人物经常拥有一些对情节毫无效率的东西:没有解释清楚的偏见,一种奇怪的羞耻感,对某种食物毫无来由的厌恶,说话时偶尔出现的停顿,对已经死去很多年的人的怨恨,在错误场合表现出来的幽默,面对陌生人时突然出现的善意。
这些细节很难写进人物功能表,却会让人物从故事机器中的齿轮逐渐变成一个人。
第四个影响,则发生在演员与剧本之间。
如果剧本彻底按照「摄影机能够看到什么」来写,人物的内部世界便必须不断被翻译成外部行为,于是人物紧张就攥拳,愤怒就摔杯子,悲伤就流泪,犹豫就停顿,心虚就移开目光。
久而久之,我们会产生一种非常奇怪的剧本语言,它看上去高度影视化,实际上充满陈词滥调。
因为人的情绪和人的行为之间从来不存在如此稳定的一一对应关系。
一个人在极度悲伤的时候完全可能笑,一个人在愤怒的时候可能异常礼貌,一个人在得知亲人死亡以后可能首先询问一件毫不相关的小事,一个人在恐惧的时候甚至可能表现得比平时更加镇定。表演之所以是一门艺术,恰恰因为演员需要寻找人物内部状态与外部行为之间那个复杂、暧昧、有时甚至彼此矛盾的连接。
「心头一紧」因此并没有规定表演,它只是提供了一股内部力量。
真正优秀的演员要完成的,是决定这股力量怎样穿过这个具体人物的性格、经历、身体习惯和当时环境,最后变成一个独特行为。
所以从表演角度来看,文学性并不必然限制演员,好的文学性描述反而可能给演员留下空间;真正限制演员的,是编剧过度替演员设计结果。
第五个影响,则是导演与编剧之间的关系会发生非常微妙的改变。
当剧本被理解为「文学剧本」时,它更像电影第一次完整成形的精神蓝图;当剧本主要被理解为生产文件时,它则越来越像等待导演转译的原材料。
这两种观念对应着完全不同的作者关系。
前一种观念承认电影最终当然由导演完成,但同时认为人物、世界、主题和情感结构已经在剧本阶段完成了第一次艺术创造;后一种观念则很容易把编剧理解为故事供应者,导演才负责真正的「电影化」。
于是行业中经常出现一句看似合理的话,「剧本只是基础,最后还是要看导演怎么拍。」
这句话当然没有错,可是如果顺着这个逻辑不断向前走,就很容易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剧本只要把故事说明白就行,审美是导演的事情。
这是危险的。
因为真正优秀的电影剧本本身就应该包含审美判断。
它决定哪些事情值得被写,哪些事情应该被省略;决定我们在什么时候接近人物,什么时候远离人物;决定一个死亡究竟被写成高潮,还是仅仅发生在画外;决定一个人物的痛苦是否需要被观众完整观看;决定作者怎样理解暴力、爱情、阶级、家庭、历史与死亡。
这些决定已经属于审美。
甚至可以说,文学性真正保护的从来不只是漂亮文字,而是剧本拥有审美主体性的权利。
当然,如果把所有这些变化都归因于「网络发展以后少了两个字」,同样是不准确的。
语言变化更像结果,同时也是症状。
真正发生变化的是电影工业结构、影视教育方式、编剧软件、好莱坞剧作理论的大规模传播、项目开发制度、流媒体生产逻辑以及互联网内容生产共同塑造出了一种新的剧本观念:剧本越来越需要快速阅读、快速判断、快速修改、快速拆解和快速进入生产,因此能够量化和标准化的部分自然越来越重要。
在这样的环境中,「文学性」天然处于劣势,因为文学性最难量化。
我们可以判断一个剧本有没有激励事件,却很难建立一张表格判断一个人物有没有灵魂;可以统计对白长度,却很难计算一句对白背后有多少没有说出口的东西;可以检查人物有没有完成弧光,却很难检查一个作者究竟理解了多少真实生活。
于是演员拥有了空间。
他可以皱眉,可以停止手上的动作,可以迟半秒回答,可以把目光移开,可以突然变得过分平静,也可以在表面上几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只让呼吸发生极其轻微的改变。一个经验丰富的演员甚至可能认为,这个人物在这个时刻最真实的反应恰恰是压住所有反应,因为人物不希望对方知道自己已经被击中了。
如果编剧一开始就写成“他猛地皱眉,手中的杯子停在嘴边,眼神闪过一丝惊恐”,文字当然变得更加可视化了,但与此同时,编剧实际上已经替演员完成了一部分表演设计。
这就是今天讨论剧本文学性时特别容易出现的误区。
我们往往把文学性理解成华丽的形容词、漂亮的比喻、诗意的环境描写,仿佛一个剧本只要出现夕阳像血一样铺满天空便拥有文学性,而一个严格按照动作和对白书写的剧本就天然属于电影语言。实际上,真正有价值的剧本文学性与辞藻关系并没有那么大,它更接近一种用文字准确规定感受,却不过度规定感受应该如何被表演和拍摄的能力。
电影完成之后,观众不会看到剧本。
观众看到的是演员的脸、空间里的光线、人物之间的距离、剪辑形成的节奏、声音突然留下的空白,以及所有主创共同完成的结果;剧本里的心头一紧可能最终变成演员三秒钟的沉默,可能变成摄影机没有切近景而继续停留在远处,也可能变成一个原本存在的环境声突然被抽掉。文字已经不在银幕上了,但文字曾经规定的那次心理震动仍然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好的电影文学语言不是最终产品,它更像一种能够在不同创作者之间传递想象的媒介。
工具要求明确。
文本允许余味。
工具要求减少歧义。
艺术创作有时候恰恰需要一种经过控制的歧义。
工具希望告诉执行者应该做什么。
好的剧本有时候只需要告诉创作者这里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至于它最终怎样出现在银幕上,需要你来完成。
「电影文学剧本」这个今天听起来略显古老的名称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也许就在于它曾经用一个有些笨重的词提醒创作者——你正在写的是电影,因此必须想到银幕;但你此刻使用的仍然是文字,因此必须知道文字除了记录动作之外,还能够保存人的感觉、思想、记忆、欲望以及那些尚未找到具体形状的东西。
我们没有必要恢复这个名称。
但我们可能需要重新理解它曾经试图提醒我们的事情。
因为电影最终当然是用摄影机拍出来的,可是在摄影机第一次开机以前,它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只存在于一群人的想象之中。
而剧本的任务,就是让这些彼此不同的人,在电影尚不存在的时候,先隐约看见同一部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