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7 Film / 电影与导演
如何评价东方梦工厂出品的动画电影《八仙!》?
如果把“八仙”当作一个已经完成、无需再解释的神话品牌,那么最稳妥的拍法,当然是把八个人的法宝、法术和过海奇观重新做得更大、更亮、更快。
但《八仙!》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在于它不把八仙当作已经是仙的人物来拍。
它从一个看似简单、其实颇具冒险性的前提出发,即八仙成名之前,可能只是八个有缺点、有私心、有恐惧、甚至互相并不信任的普通人。
所谓“神仙”,不是他们出生时携带的身份,而是他们在关键时刻决定站出来之后,被人间赋予的一种称呼。
这使得《八仙!》和许多近年的神话动画拥有一个表面上的共同点,都在把高高在上的神话人物拉回人间;但它的落点又不完全是熟悉的“我命由我不由天”。
后者几乎成为了一种自哪吒之后对国漫的某类刻奇。
《八仙!》不急于写一个少年英雄与天命决裂的单线成长故事,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一支临时拼起来的团队上。
八个人来自不同阶层,拥有不同的生存技巧,也带着不同的道德负担。
他们先是为了发财而假扮神仙,后来在一连串骗局和反转中重新确认彼此的关系,最终以凡人之躯面对神仙世界的秩序。影片的核心命题因此不是“凡人如何获得神力”,而是“凡人为什么愿意在明知没有神力的时候,仍然去做一件正确的事”。
这一命题并不新,却被《八仙!》放进了一个非常合适的类型容器:盗宝片、神仙喜剧、群像冒险、动作动画和民间神话互相咬合。
影片的第一层吸引力是好笑,第二层是机巧,第三层才是它真正想留下的东西。
普通人也可以通过相互托底,短暂地成为别人心目中的神仙,至于肉身成圣以及所谓玉帝的考量,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八仙!》的故事表面上是八个凡人假扮神仙,闯入蓬莱仙境寻宝,但它的叙事发动机并不只是藏宝阁里的财富,而是身份的不断错位。
人物在扮演神仙,神仙在扮演秩序的维护者,观众则在不断判断谁是真的在骗人,谁又在用一个谎言保护另一个更大的真相。
影片开场就把传统八仙的神圣光环暂时拿走。
吕洞宾、钟离权、何仙姑、铁拐李、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张果老,首先以各自的凡人状态出现。他们不是一支早已建立纪律的仙班,而是八个在江湖、宫廷、市井与边缘生活中各自谋生的人。
钟离权身上有落拓和不甘,吕洞宾沉默而可靠,何仙姑既能打又有自己的判断,铁拐李擅长市井周旋,韩湘子带着少年式的理想与才情,曹国舅拥有不太需要费力就能获得的身份优势,蓝采和天然乐观,张果老则以一种松弛而狡黠的姿态看待世界。
八个人并不因为八仙这个名称而自动亲密,恰恰要经过互相试探、利用和拆台,才慢慢形成团队。
第一个转向,是他们把假扮神仙当成一门生意。
片中的蓬莱并不是一座清冷、无人问津的云中仙山,而是一座拥有管理系统、香火热度、神仙排名和日常行政逻辑的超大型赛博朋克仙界城市。神仙要打卡上班,福禄寿三星要为香火和声望奔忙,所谓仙界秩序也有类似人间机构的流程、指标和漏洞。
八个凡人于是租下道观,开门接单,替百姓解决愿望,表面上有求必应,背后则是为了打通通往藏宝阁的地道。
他们自称“扒仙”,这个谐音既是对“八仙”的戏仿,也把神话名号降格成了临时招牌。
这个设定很聪明。
它让神仙称号从一开始就具有表演性质:服装、口号、法器、动作和神态共同组成一套可被模仿的身份系统。八个人之所以能够“瞒天过海”,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拥有法术,而是因为他们看懂了神仙世界的规则,知道观众想看什么,也知道管理者通常会忽略什么。
影片在这里把神话喜剧和盗宝类型片接上了。所谓神通,先被解释为观察力、配合力和现场反应。
第二个转向,是发财计划逐渐被更大的因果关系拖住。
八个人最初想要的,是藏宝阁里足以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的财富;可是当他们逐步靠近琉璃灯、玉净瓶等关键法宝,也逐步触及钟离权和吕洞宾之间被隐藏的过去,财富就不再只是财富。
它和一次早年的选择、一段失衡的师徒关系、一个被误解的盗贼身份以及一个已经忘记初心的中年人联系在一起。
电影中最有力量的关系并不是八人平均分配的个人成长,而是钟离权、吕洞宾、何仙姑构成的传承链。
钟离权曾经救过吕洞宾,吕洞宾又影响了何仙姑,何仙姑的信念继续向下传递给韩湘子。
传承在这里不是单纯的师徒授受,而是一个人曾经给予的善意,如何在多年后以新的形式返回到他自己身上。
钟离权并没有突然变成一个彻底的坏人,他更像是一个曾经做对过事情的人,后来在疲惫、误解和长期的失败中逐渐把最初的理由弄丢了。
琉璃灯因此既是法宝,也是「初心」的可视化象征和一种麦高芬。
吕洞宾的身份反转则让影片的盗宝变成了更复杂的道德问题。
观众逐渐意识到,片中所谓的怪盗无心昌并不是一个纯粹为钱而生的恶人,吕洞宾背负的盗贼名号,和他对师兄、对百姓、对过去的保护彼此纠缠。电影利用谁在说谎制造悬念和叙事诡计,却没有把最终答案处理成一个简单的好人坏人二分法。
吕洞宾的沉默并非因为他没有情绪,而是因为他知道有些真相一旦说出来,就会让曾经救过自己的人失去最后的尊严。
这个人物的动人之处,也在于他不是通过一场宏大的宣言来证明自己,而是持续替别人承担后果。
第三个转向发生在蓬莱秩序暴露出真正的危险之后。
当仙界的权力和强者把凡人的生命当作可以被计算、调度和牺牲的资源时,八个人的目标才从发财转向救人。
这不是一条干净利落的道德升级线。
电影有意保留了他们身上的贪心、懒惰、虚荣和圆滑,也没有让他们在某一刻突然变成无私圣人。
变化只发生在一个很具体的选择上,当他们发现自己可以转身逃走,却仍然决定留下来。
这一点很重要,影片没有说凡人必须先变得完美,才有资格做正确的事;它反而认为,一个人可以一边害怕,一边自私,一边不确定,一边仍然做出正确的决定。成仙不是道德洁癖,而是行动的瞬间。
终局中的八仙对战杨戬,在设计上没有简单地让他们突然获得神力,也没有让杨戬无缘无故变弱,而是以智斗、牵制和空间利用取代正面硬碰。八个人腰间的绳索像锚点一样固定在场景中,使每个人都能以自己的方式冲向边缘、回弹、拉扯、救援。
动作设计的意义由此被写进了人物关系,一个人单独冲出去会被击溃,几个人把彼此固定住,才可能把不可能的动作延续下去。
孙悟空的出现也容易被理解为外力救场,但影片至少在创作逻辑上对这一点有所克制。
孙悟空只是短暂提携,并没有代替八仙完成最后的决定。
这一安排延续了《东游记》里八仙与孙悟空的关系,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前辈帮一把,后辈自己走完的成长寓言。
真正完成救援的不是一个更强大的神仙,而是八个终于学会把后背交给彼此的凡人。

群像电影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角色数量一多,人物就变成标签。
八仙本身已经带着大量固定视觉符号,若创作者只是给每个人分配一个颜色、一件法宝和一句口头禅,群像就会变成角色卡片。
《八仙!》的处理相对成熟之处,在于它把每个人的法宝转译成一种生存能力,而不是只当作战斗装备。
钟离权是全片的情感支点。
他的功能并不是一个永远正确的导师,而是让观众看到曾经正确的人也会迷失。
他从传统画像里的袒胸露腹、手持团扇的成仙形象退回到一个更有身体感、更有疲惫感的凡人。他需要重新理解自己过去为什么救人,也需要接受自己曾经的选择并不总能得到公正的回报。
影片让他最后说出“我要做我认为对的事”,这句话的分量来自前面漫长的犹豫和自我怀疑,而不是因为它本身多么新颖。
吕洞宾承担的是把善意保存下来的角色。他看上去是八人中最像传统仙人的一个,持剑、寡言、冷静、带着侠客式的距离感。但越是接近结局,越能看出他并不享受这种沉默。他真正做的事情,是把师兄曾经给予他的东西继续传出去,再在师兄迷失时归还给师兄。
所谓“我只是把他曾经给我的东西还给他”,实际上把故事从个人英雄主义转成了关系伦理,一个人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是因为曾有人在他还没有能力的时候扶过他。
何仙姑是影片里最有效的行动型人物之一。
她没有被安排成只能负责温柔、牺牲或爱情的女性角色,而是兼具执行力、判断力和不稳定的可爱感。她的某些瞬间展示出来的萌没有取消她的战斗能力,她的果断也没有把她写成没有情感的工具人。
更重要的是,她在团队中的位置不是被男性角色带入八仙,而是主动观察、主动选择和主动承担。传统八仙故事里何仙姑是八人中唯一的女性,电影没有回避这一性别差异,而是把它变成群体内部视角的变化。她既能看见大家如何互相利用,也能比其他人更早察觉某些人的善意正在被新的权力关系覆盖。
铁拐李和韩湘子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组合。
导演访谈中把他们解释为钟离权内心的两个小人儿,韩湘子代表少年感、理想和善良,铁拐李则代表偷懒、圆滑、鸡贼甚至无底线的一面。这个设计避免了把两人都写成单独的笑料。韩湘子的箫和铁拐李的葫芦,分别对应声音、疗愈与市井智慧;他们在剧情中也不断把钟离权拉向相反的方向。一个问“我们是不是还应该相信那件事”,另一个问“有没有更省力、更安全的办法”。凡人的复杂性由此被拆成了可以互相争论的声音。
曹国舅的价值在于提供阶层差异。
这个从宫廷长大的皇亲国戚,并不是一个等待被教育的贵族反派。他的自信、坦然和不太内耗,反而让他在面对其他人的自卑和戒备时显得可爱。影片没有强迫他通过贫困体验来完成被改造,而是让他的优势在团队里承担责任。出身优越并不自动等于邪恶,真正重要的是他如何使用自己已有的资源,以及是否愿意把资源放回团队。
蓝采和承担了团宠和活力,他的歌声、花篮、陶土匠人设定,都在提醒观众八仙不是一支苦大仇深的义士小队。张果老则把倒骑毛驴、佯死和碰瓷式的民间机智保留下来,他的松弛是一种在混乱中保持观察距离的能力。
两个人都把民间生活的轻巧带进了仙界,避免影片过度沉重。
八个人当然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戏份均衡。
钟离权、吕洞宾、何仙姑明显是主轴,其他几位有时更像功能性成员。
这是影片为保证叙事清晰做出的选择,也是它的短板。
群像片不一定需要每个人都有完整的长篇传记,但最好让每个人至少有一次不可替代的选择。

《八仙!》的美术设计没有把“国风”简单等同于青绿色、祥云和长袍。影片真正有价值的视觉工作,是把古代文本里的不可考据之地变成一座可以生活、通勤、交易和管理的城市。
主创从《太平广记》关于“有缘方能一到”的想象出发,为蓬莱设置了不稳定的进入规则;又借《玄中记》中巨鳌负山的记载,让仙岛没有固定坐标,而像一座随海漂移的城市。
这样的处理使仙境不再只是远离人间的封闭天堂,而是一个与因缘、航行和偶遇有关的流动空间。
它的地理属性对应了八仙的身份,他们本来就不是天庭编制内的稳定成员,更像在人间与仙界之间游走的散仙。
蓬莱内部同时拥有两种互相牵制的质感。
一方面,它继承青绿山水、壁画、年画、传统五色和古代神兽等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它又被做成超一线城市,有打卡上班的神仙,有为香火排名焦虑的管理者,也有极乐坊这样五光十色的消费空间。
所谓传统,在这里不是把古老元素全部摆上屏幕,而是把古代关于山海、神兽、法器和因缘的想象,翻译成现代观众可以立刻理解的城市经验。
这套空间设计最聪明的地方,是它让神话的荒诞性和现实的熟悉感同时成立。
观众看见福禄寿三星为香火KPI奔忙,会笑,因为那像办公室里的绩效管理;但笑过之后又会发现,神仙世界依然存在资源分配和权力等级,凡人依然只能通过许愿、付出香火和接受安排来获得帮助。
于是神仙打卡不只是玩梗,它让人间对权力的感受被投射到仙界。
动画中的颜色也承担了叙事任务。
八位角色拥有不同的东方传统色系和清晰剪影,保证多人同框时不会互相淹没。
这看似是技术层面的角色识别,实际上对应了影片的群体伦理。八个人必须既能在一起,又不能被集体抹平。每个人都保留自己的颜色、动作节奏和法器,团队却在关键时刻形成统一的动作方向。
个体差异先被看见,合作才有意义。
终局动作场面进一步把空间设计变成了人物关系。
传统神仙打斗往往可以悬浮、飞行、移山倒海,凡人动作却受身体、地面和物体限制。影片让八仙使用绳索、桌面、地形和互相牵制来对抗杨戬,反而建立了一种更具体的身体感。
凡人不是在空中施法,而是在地面上被拉住、摔倒、爬起、互相扶正。视觉上的“笨拙”没有削弱爽感,反而让爽感有了成本。
影片仍然存在视觉过饱和的风险。
极乐坊、蓬莱城、神兽、法宝、打斗和各种彩蛋连续出现,容易让观众把注意力放在“还有什么新东西”上,而不是停留在人物的情绪变化上。
对于一部面向全年龄观众的商业动画,这种丰富是优势;对于追求更深人物戏的观众,它也可能成为一种遮蔽物。
越是拥有繁复世界,越需要在关键段落舍得留白,让角色的眼神、停顿和声音有机会单独成立。

八仙传说的特殊性,在于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像《西游记》那样拥有单一、完整、稳定文本的世界。
八位成员经历了唐、宋、元多代流变,到了明代相关小说和戏曲演绎中才逐步固定为今天熟悉的组合。
正因为它来自民间、在不同地方不断增生,八仙才天然带有一种混杂性,有将军、有贵族、有诗人、有乞丐、有老者、有少年,也有女性人物。富贵贫贱、男女老幼被放在同一张神仙桌上,这本身就是一种民间社会想象。
故宫博物院对暗八仙的整理很能说明这一点。
八仙不仅以人物形象出现,也以法器出现:铁拐李的葫芦、钟离权的扇子、蓝采和的花篮、张果老的渔鼓、何仙姑的荷花、吕洞宾的宝剑、韩湘子的洞箫、曹国舅的玉板。
这些东西在传统装饰中可以替代人物,以物代人。电影把这些法器重新变成角色能力的延伸,让法宝不只是“放大招”的按钮,而是每个人习惯、经验和人格的外化。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传统故事里本来就是一个协作与差异共存的场面。
众仙不靠同一种方法过海,每个人用自己的宝物渡海,因此各显神通不是八个人变成同一个战斗单位,而是每个人保持特色,最后共同完成过海。电影把这个成语拆开,先把“显神通”还原成日常技能,再把“过海”扩写为一整部关于团队如何靠岸的故事。“海”既是空间障碍,也是一段关系、一次危机和一套权力结构。
影片对典故的使用至少有三种层次。
第一层是可辨认的视觉符号。张果老倒骑毛驴,曹国舅携玉板,何仙姑与荷花相连,韩湘子以箫为个人标志,蓝采和保留行歌和花篮,铁拐李带着拐杖和葫芦。观众不需要查资料,也能在第一眼认出他们。这是面向家庭观众的入口。
第二层是人物出处的再考证。
导演和团队没有完全照搬成仙后的固定画像,而是返回古籍、诗文和地方传说,重新寻找钟离权、吕洞宾等人的凡人状态。片中酒馆墙面复刻钟离权相关诗句,让人物的气质不只来自服装和配色,也来自文字。
钟离权“俊目美髯、身长八尺”的形象,与《题长安酒肆壁三绝句》中“不教双眼识皇都”“疏散人中一丈夫”的精神,共同支撑起一个不以滑稽为唯一特征的钟离权。
电影在这里做的不是考据展示,而是告诉观众,传统人物并不是只有我们后来最熟悉的那一张脸。
第三层是典故之间的互文。
八仙与孙悟空的关联取自《东游记》系统,杨戬则成为影片为凡人设置的对手。
一个是来自另一部神魔叙事的前辈,一个是仙界体系里几乎不可正面击败的战神,他们共同构成了八仙的参照系。八仙既不拥有孙悟空那种强力,也不属于杨戬所代表的秩序中心,却能在二者之间找到自己的办法。传统文化在此不是被封存,而是被重新编排成一个新的关系网络。
电影对神仙的改写还体现在成仙标准上。
传统故事里,成仙通常和修炼、点化、法术、飞升相连;《八仙!》则把“仙”的位置从天庭编制转向民间记忆。八个人最终不一定需要获得通天法力,他们因为在蓬莱沦陷、生灵受威胁的时候站出来,而被普通人记住为“八仙”。
这是一种典型的民间价值转换:神仙不是因为远离人间才神圣,而是因为愿意回来承担人间的苦难。
这种转换有温度,也有边界。
它把神话从血统和等级中解放出来,却没有彻底否定仙界秩序,只是把“什么人配被称为仙”这个问题交还给观众。
影片的答案偏向温和的道德寓言,不问来路,只问去处;不问得失,只问对错。
它不激进,却很适合合家欢动画,因为孩子看到的是勇气和伙伴,大人看到的是对规则、权力和初心的重新衡量。
本片《过海》和主题曲《全世界的雨》都由唐恬作词、彭飞作曲;前者由王赫野、黄龄演唱,时长约两分钟;后者由周深、陈嘉桦演唱,时长约四分二十三秒。
两首歌分别对应影片的外向运动和内向情感。
《过海》首先是一首让人物走起来的歌。它的公开通稿把曲风概括为轻快舒展、带有复古迪斯科律动,歌词里“人人过海,事事靠岸”“奇奇怪怪摇摇摆摆,都是最妙的安排”等句子,把八个人从互不相识到互相托底的过程写成一种轻盈的侠义浪漫。
它没有把八仙唱成高高在上的神仙,而是唱成一群有点怪、有点乱、却愿意一起把麻烦扛过去的普通人。
王赫野的清亮与黄龄的婉转,形成了直率和俏皮之间的往返。
《全世界的雨》则更接近影片的情感主题。
它以水和雨为核心意象,把八个各自带着过去的人写成从不同地方汇聚而来的水。
歌词“全世界的水都会相遇,在某一片云做同一场雨”,把海的水平空间转换成雨的垂直循环。
海是要被穿越的障碍,雨则是从天空落回人间的共同命运。
这个转换对应了电影对成仙的理解,他们不是从人间永久飞走,而是在经历仙界之后重新回到凡人的情感现场。
周深与陈嘉桦的音色也让这首歌出现两种方向。周深的声音有轻盈、穿透和高处的感觉,像被拉到云层里的水汽;陈嘉桦的声音更有叙事性和身体感,像留在地面上讲述经历的人。二者合唱时,一方提供辽阔,一方提供落地,恰好重合了影片的两层世界:仙境的想象力和凡人的生活感。
对八个凡人来说,成为仙的第一步不是获得批准,而是拒绝再等待某个更高层级来认证自己的善意。
从作曲人的创作轨迹看,彭飞并不是只会为动画写一首好听的主题歌。
他长期在电影配乐、流行编曲、爵士演奏和音乐制作之间工作,曾参与《港囧》《火锅英雄》《乘风破浪》《缝纫机乐队》《西虹市首富》等类型差异明显的影片。彭飞在相关访谈中反复强调,电影音乐不是单纯服务于传唱度,而是要填充画面的情绪,成为人物和剧情共同创作的一部分。
他也谈到,喜剧音乐可以通过反差、节奏和不完全规整的音色来制造笑意,而不是用音乐直接命令观众“现在请笑”。
这一方法很适合《八仙!》。
影片的喜剧不是来自单纯的台词堆叠,而来自神圣身份和凡人身体之间的落差。穿着仙服的人会摔倒,会抢钱,会互相怀疑,会在危险面前临时商量。音乐如果过度庄严,就会把这种落差压平;如果一直滑稽,又会让人物的善意显得廉价。
彭飞的两首公开歌曲,实际上建立了一个很清晰的音乐双轨。前者用舞曲感和摇摆感让神话落地,后者用水、雨和合唱把落地的人重新抬向更大的情感空间。
传统故事里的八仙过海,最迷人的不是他们最后抵达了哪里,而是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渡过同一片海。
有人依靠剑,有人依靠扇,有人依靠花篮、箫、玉板、葫芦和渔鼓。这个故事之所以能流传,是因为它承认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同时又相信差异可以在共同危机中产生合作。
《八仙!》把这层含义向前推了一步。
它先让八个人假扮神仙,再让他们在骗局中逐渐成为真正值得被信任的人。身份从服装开始,却必须由行动完成;法宝可以帮助他们做出漂亮的动作,却不能替他们做决定;孙悟空可以短暂伸手,却不能代替他们承担后果。
最终被重新定义的不是八仙,而是“仙”这个词本身。
影片最好的地方,是它坚持让普通人用普通人的方式赢。有人胆小,有人贪财,有人圆滑,有人冲动,有人自负,也有人不太会表达,但他们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当所有更强大、更正式、更有资格的力量都选择旁观时,自己仍然可以先站出来。
这也是《八仙!》票房故事和剧情故事重合的地方。
它本身像一支草台班子闯进暑期档,没有最稳固的神话文本,没有最传统的明星招牌,也没有把自己包装成不可失败的超级作品。它靠一群人各自的能力,靠点映观众的推荐,靠作曲、配音、动作、美术和编剧共同把一部不确定的项目推到观众面前。
过海之后,海并不会从此消失,天庭也未必立刻变得公正,人的缺点仍然会在下一次危机里出现。
但只要有人愿意把手伸向另一个人,愿意把曾经得到的善意继续传下去,神话就没有结束。
它会从银幕回到街巷,从法宝回到日常,从“八仙”这个名字回到每一个普通人的决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