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7 Film / 产业与媒介
媒介记忆理论：历史题材剧对集体记忆的建构与重塑
一、 引言：历史的荧屏再现与记忆的流动边界
二、 建构机制：从“补史”到“造忆”——历史剧如何创造“替代性记忆”
1. 理论基石：替代性记忆（Prosthetic Memory）
2. 叙事的力量：将历史转化为故事
3. 情感的锚点：情绪驱动的记忆编码
4. 认知图式（Schema）的植入
三、 重塑与协商：在“大事不虚”与“小事不拘”之间
1. 历史的“再诠释”与争议
2. 填补历史空白与想象
3. “虚构”作为记忆的催化剂
四、 数字时代的记忆共振：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考据”
1. 观众的能动性：“考据式追剧”的兴起
2. 社交媒体：集体记忆的新战场
3. 算法的塑造力与记忆圈层化
五、 结论：作为文化熔炉的历史剧与流动的集体记忆
一、 引言：历史的荧屏再现与记忆的流动边界
在当代社会的文化消费图景中，历史题材电视剧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娱乐消遣范畴，演变为一种具有强大社会动员能力的文化现象。从2021年引发全民追剧热潮、被誉为“一代青年精神启蒙”的《觉醒年代》，到2026年斥资3.5亿人民币、将冷门的五代十国历史推向大众视野的旗舰大剧《太平年》，历史剧以其独特的视听语言和叙事张力，不断在公共领域掀起关于特定历史时期、历史人物乃至民族国家命运的宏大讨论。
这种现象促使我们必须引入一个更为深刻的学术视角来审视历史剧的社会功能——媒介记忆（Media Memory）。要理解这一概念，首先需要追溯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哈布瓦赫认为，记忆并非纯粹个体的心理过程，而是深深植根于社会框架之中；它是社会群体对过去的共享、建构和协商的叙事，与群体的身份认同紧密相连。然而，在现代社会，正如社会系统理论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所指出的，社会的记忆不再仅仅依赖于个体的口耳相传，而是演变为一种“社会系统的自我生产操作”，其中大众传媒承担了全球化社会规模下“在遗忘与铭记之间进行筛选”的核心功能。
由此，媒介记忆理论应运而生。学者安德鲁·霍斯金斯（Andrew Hoskins）提出的记忆的媒介化（Mediatization of Memory）指出，日常生活的记忆已深深嵌入连接性技术之中。历史剧作为一种高度复合的媒介形式，正是承载、传播和塑造集体记忆的核心渠道。它不仅是对客观历史的镜像反映，更是基于当代社会心理需求对过去的重新编排。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一个核心议题：**历史题材剧究竟通过何种机制来建构（为未曾亲历的过去创造记忆）与重塑（改变或强化已有的历史认知）集体记忆？** 我们将从替代性记忆的生成机制出发，剖析历史剧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博弈，并进一步审视在2026年这个高度数字化的社交媒体时代，观众如何通过“考据式追剧”等行为，与媒介共同完成集体记忆的动态协商。
二、 建构机制：从“补史”到“造忆”——历史剧如何创造“替代性记忆”
历史剧之所以能够深刻影响公众的历史认知，其核心机制在于它能够跨越时空的物理限制，为观众创造出一种仿佛亲身经历般的“记忆体验”。这种从“补充历史知识”到“制造情感记忆”的跨越，是媒介记忆建构的底层逻辑。
- 理论基石：替代性记忆（Prosthetic Memory）
美国学者艾莉森·兰兹伯格（Alison Landsberg）提出的替代性记忆（Prosthetic Memory）理论，为我们理解历史剧的记忆建构功能提供了完美的理论基石。兰兹伯格认为，在现代大众文化（如电影、电视、体验式博物馆）的干预下，个体能够“植入”一段自己并未亲身经历的过去，并将其内化为个人情感和身份认同的一部分。这种记忆就像假肢（Prosthesis）一样，虽然不是自然生长的，但一旦装上，就能产生真实的痛觉与触觉，并深刻影响个体的世界观。
历史剧正是通过视听奇观和沉浸式叙事，提供了一种“体验式”的过去。当观众坐在屏幕前，他们不仅仅是在“了解”历史叙事，而是在情感上将自己“缝合（suture）”进历史的肌理之中。例如，在观看《觉醒年代》时，观众并未经历过新文化运动的动荡，但通过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物在风雨飘摇中寻找救国之路的挣扎，观众获得了一种深刻的、关于“觉醒”的替代性记忆，这种记忆带有强烈的具身性（embodied）特征，远比教科书上的干瘪年代和事件更为鲜活。 - 叙事的力量：将历史转化为故事
历史本身是混沌、多维且充满偶然性的，而集体记忆的形成需要清晰的逻辑链条。历史剧通过经典叙事模式（如英雄主角、冲突对抗、危机解决），将复杂的历史事件简化为易于理解和记忆的个人化故事。认知心理学表明，人类的大脑天生更善于处理和记忆叙事结构的信息。
以2017年的高分历史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为例。在传统的《三国演义》集体记忆中，司马懿长期被固化为“阴险狡诈”的反面符号。然而，《军师联盟》巧妙地转换了叙事视角，以司马懿的个人成长、职场生存和家庭关系为主线，重构了三国历史。它弱化了宏大的战场厮杀，将焦点放在朝堂争斗和人性博弈上。通过于和伟饰演的曹操与吴秀波饰演的司马懿之间的权力拉扯，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在乱世中如履薄冰、从畏惧入仕到最终奠定晋朝基业的复杂个体。这种叙事视角的转换，成功地在观众脑海中建构了一段关于司马懿的“新记忆”，使其从单一的阴谋家变成了具有现代职场共鸣的立体人物。 - 情感的锚点：情绪驱动的记忆编码
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研究证实，带有强烈情绪色彩的事件更容易被转化为长期记忆。历史剧通过精妙的视听语言（配乐、画面构图、演员的微表情）调动观众情绪，将情感作为记忆编码的锚点。
被誉为中国历史剧巅峰之作的，便是情感驱动记忆的绝佳案例。该剧不仅展现了明朝中后期“朝廷不分、家国不分”的政治困境，更在“明清小冰期”这一宏大且残酷的气候变迁背景下，刻画了海瑞与嘉靖帝这对“完美君臣”的悲剧性对峙。海瑞抬棺死谏的决绝、嘉靖帝在深宫中修道却掌控全局的阴鸷，两者之间形成的巨大张力，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心理震撼。这种由崇高感、悲剧感和无力感交织而成的强烈情绪，使得“海瑞罢官”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名词，而成为一代观众心中不可磨灭的文化记忆印痕。
图1：典型历史剧播出前后，公众对核心历史人物的搜索热度及正面情感倾向变化（模拟数据）
- 认知图式（Schema）的植入
在心理学中，图式（Schema）是人们组织知识和辅助回忆的广义框架。历史剧在建构记忆时，往往会为观众提供一套理解特定历史时期的“认知图式”。一旦观众接受了这套图式，后续接触相关历史信息时，便会不自觉地将其套用其中。
上世纪90年代末的《雍正王朝》是植入认知图式的典型。在传统的民间记忆和野史传说中，雍正往往被描绘为篡位者、暴君和血滴子的幕后黑手。然而，《雍正王朝》通过宏大的叙事，成功塑造了一个“当家难”、勤政务实、为了国家利益不惜得罪天下读书人的孤独改革者形象。该剧不仅终结了戏说历史剧的权力神话，更将“权力”的议题落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探讨了阶级关系与社会改革的艰难。这种“孤独的改革者”图式被深深植入中国观众的集体记忆中，深刻且长远地修正了大众对雍正帝的历史评价。
| 关键要点：建构机制历史剧通过提供替代性记忆，让未亲历历史的观众产生具身性的情感认同。叙事结构将混沌的历史简化为逻辑清晰的因果链条，便于大众记忆的存储与提取。情绪唤醒（如悲剧感、崇高感）是记忆编码的强力催化剂。成功的历史剧能够向公众植入新的认知图式，从根本上改变人们解读特定历史人物或时代的底层逻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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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塑与协商：在“大事不虚”与“小事不拘”之间
集体记忆并非一成不变的化石，而是一个充满张力、不断被协商和重写的动态场域。历史剧在面对既有的历史定论或固化的民间记忆时，往往需要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寻找平衡。这种平衡的把握（或失衡），直接决定了剧集是成功重塑记忆，还是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弹。
- 历史的“再诠释”与争议
当历史剧试图对已有定论的历史进行“再诠释”时，往往会触碰集体记忆的敏感神经。这种再诠释如果偏离了公众底线的历史认知，便会引发激烈的记忆博弈。
以《大秦赋》为例，该剧试图以宏大的视角展现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历史进程。然而，其对“暴秦”的过度美化和对秦始皇的歌功颂德，引发了学术界和历史爱好者的强烈批评。正如学者所指出的，秦朝的统一战争伴随着极其残酷的杀戮（如长平之战坑杀降卒），导致了巨大的人口损失。六国百姓对秦的恐惧与痛恨，是深植于中国古代历史记忆中的创伤体验。《大秦赋》试图用“为了天下百姓不再受战乱之苦”的现代逻辑去粉饰古代帝王的兼并战争，严重违背了历史常识与人伦底线。这种对历史记忆的强行重塑，最终遭到了公众的抵制，豆瓣评分从开播的8.9分暴跌至及格线边缘，暴露了官方宏大叙事与民间历史记忆之间的巨大裂痕。
同样，2022年播出的《山河月明》在处理明太祖朱元璋的形象时，试图将其“温情化”，塑造成一个充满日常烟火气的“老父亲”和“普通丈夫”。虽然这种处理拉近了帝王与现代观众的心理距离，但却消解了封建皇权专制下“杀子屠兄”、诛杀功臣的残酷历史真相。这种将封建帝王“去政治化”的重塑策略，虽然迎合了部分观众对家庭伦理剧的消费需求，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审视下，却被批评为历史观的倒退。 - 填补历史空白与想象
| Data Source: 2015-2025年豆瓣评分7.0以上历史剧时代分布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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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挑战既有记忆不同，另一种重塑集体记忆的有效方式是“填补空白”。长期以来，中国历史剧的创作存在严重的“时代偏科”现象（如右图所示），清宫戏、明朝权谋、汉唐盛世占据了绝大多数的荧屏空间，而像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分裂动荡的时期，由于史料繁杂、缺乏大一统的宏大叙事，往往成为大众历史记忆的盲区。
2026年备受瞩目的旗舰历史剧《太平年》，正是瞄准了这一记忆空白。该剧聚焦五代十国末期，讲述了吴越国主钱弘俶审时度势，主动“纳土归宋”，实现和平统一的冷门历史。对于绝大多数观众而言，这段历史在他们的知识图谱中是缺失的。《太平年》通过斥资3.5亿的精良制作，将柴荣、赵匡胤、钱弘俶等历史人物的博弈具象化。它不仅是在讲述一个故事，更是在为当代中国观众“创造”一段关于五代十国终结、走向大一统的全新集体记忆。这种填补空白式的创作，往往面临较少的既有记忆阻力，更容易通过精良的视听呈现确立其在公众心中的“正史”地位。
- “虚构”作为记忆的催化剂
在历史剧的创作中，“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是一条被广泛接受的原则。有趣的是，合理的“虚构”往往不仅不会损害历史感，反而能成为强化集体记忆的催化剂。
以马伯庸原著改编的《长安十二时辰》为例。该剧的核心情节——靖安司在十二时辰内挫败狼卫的恐怖袭击——在正史上纯属虚构。然而，这部剧却被公认为近年来最具“历史质感”的作品之一。原因在于，创作者将虚构的悬疑反恐故事，严丝合缝地嵌入了唐代天宝三载的真实社会肌理之中。从长安城的坊市制度、望楼传递信息的密码系统，到造纸术短缺对行政管理的影响，再到李林甫（剧中化名林九郎）与太子李亨之间的残酷党争，剧中的每一个“小事”都经得起历史考究。
这种“在真实的历史缝隙中进行虚构”的策略，使得观众在享受高强度戏剧张力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吸收了大量关于盛唐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市井生活的细节。虚构的情节成为了承载真实历史信息的容器，极大地丰富了公众对“盛唐气象”的集体记忆，使其从抽象的诗词歌赋，落地为充满烟火气和危机感的具象图景。
四、 数字时代的记忆共振：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考据”
进入2026年，随着社交媒体的深度普及和人工智能（AI）工具的广泛应用，媒介记忆的生成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范式转移。观众不再是坐在电视机前被动接收历史叙事的“沙发土豆”，而是演变为记忆建构的积极参与者、考证者甚至解构者。
- 观众的能动性：“考据式追剧”的兴起
数字时代赋予了受众前所未有的信息检索能力，催生了“考据式追剧”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当一部历史剧播出时，观众会自发地利用搜索引擎、数字方志馆乃至AI大模型，对剧中的服化道、礼仪规范、台词出处进行逐帧查证。
在《太平年》的播出过程中，这种考据热潮达到了顶峰。观众不仅考证赵匡胤婚礼上的单“喜”字是否符合五代礼制，还深入挖掘石重贵跪迎契丹皇帝的“牵羊礼”背后的屈辱史实。这种考据行为深刻反映了当下社会的文化心理：在信息过载和认知不确定的时代，大众渴望通过寻找可验证的“历史真实”来获得心理上的确定感和文化身份的认同。每一次成功的考据，都是个体与宏大历史之间建立深层联结的过程。观众通过考据，实质上夺回了部分历史解释权，成为了集体记忆的“把关人”。 - 社交媒体：集体记忆的新战场
学者A. Ben-David在研究社交媒体记忆时提出了记忆标记（Mnemonic Markers）框架，包含方向性（Directionality）、时间性（Temporality）和话语体系（Vernacular）三个维度。这一框架完美契合了当前历史剧在社交媒体上的记忆发酵过程。
方向性（Directionality）： 传统媒介时代，记忆的流动是自上而下的（剧方→观众）。而在社交媒体上，记忆的建构是多向互动的。官方发布的正统剧情，往往在评论区被观众解构或重构。例如，《觉醒年代》播出后，大量青年网民自发前往烈士陵园献花，并在社交平台上发起“续集就是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的话题，这种自下而上的情感反哺，极大地拓展了该剧的记忆边界。
话语体系（Vernacular）： 社交媒体孕育了独特的“梗文化”，使得历史剧的记忆符号被不断挪用和重塑。最典型的莫过于《甄嬛传》衍生出的“甄学”。十多年来，网友们拿着放大镜反复观看，不仅创作同人文，更将剧中的台词（如“究竟是错付了”、“粉色娇嫩”）转化为日常社交的通用语境。更深层次的是，在当下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中，观众开始共情剧中曾经被厌恶的反派“安陵容”，将其视为“现实打工人”的缩影。“甄学”已经脱离了清代后宫的历史背景，演变为当代青年借古喻今、排解现实焦虑的文化记忆符号。
图2：数字时代历史剧“媒介记忆”在社交平台上的演化生命周期模型
- 算法的塑造力与记忆圈层化
不可忽视的是，数字平台的推荐算法正在深刻干预集体记忆的形成。算法基于用户的浏览习惯和偏好，不断推送同质化的历史解读内容。这种机制虽然提高了信息匹配的效率，但也极易形成“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效应”。
在历史剧的讨论中，持有不同历史观的群体（如“明粉”、“清粉”、正史考据派、剧情CP粉）在算法的强化下，其内部的记忆共识被不断巩固，而群体之间的记忆鸿沟却日益加深。同一部剧，在不同的算法圈层中，可能沉淀出截然不同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的“碎片化”和“圈层化”，对试图通过历史剧凝聚宏大社会共识的传统文化策略提出了严峻挑战。
| 关键要点：数字时代的记忆重塑考据式追剧标志着受众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历史记忆的积极验证者和共创者。社交媒体的话语体系（如“梗文化”）能够将历史剧剥离其原始语境，转化为解决当代心理焦虑的文化符号。算法推荐加剧了历史记忆的圈层化，使得统一的“集体记忆”面临被解构为多元“社群记忆”的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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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作为文化熔炉的历史剧与流动的集体记忆
综上所述，在媒介记忆理论的视域下，历史题材剧绝非对过去客观事实的简单复刻，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熔炉。它通过强大的叙事策略、深度的情感动员以及认知图式的植入，为大众创造出具有具身感和认同感的“替代性记忆”。同时，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博弈中，历史剧不断与既有的历史定论进行协商，填补认知空白，甚至通过合理的虚构催化出更为丰满的历史图景。
进入2026年的数字媒介生态，历史剧与集体记忆的关系正在经历深刻的重塑。观众凭借“考据式追剧”的能动性，以及社交媒体上丰富的二创与话语狂欢，打破了官方叙事的垄断，使得集体记忆呈现出多向度、流动性和圈层化的特征。历史剧的文本不再封闭于大结局的那一刻，而是在无数次的弹幕、热搜和短视频解构中获得重生。
展望未来，历史剧的创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在一个观众历史素养日益提升、考据工具高度发达的时代，创作者必须秉持对历史的敬畏之心，摒弃悬浮的“戏说”与空洞的“魔改”。然而，敬畏历史并不意味着沦为枯燥的纪录片，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以高超的艺术叙事能力，在呈现历史复杂性、传递现代人文精神与满足大众审美需求之间找到精妙的平衡。
历史剧的终极使命，或许正如《觉醒年代》所昭示的那样：它不仅是为了让我们记住过去，更是为了在流动的记忆中，锚定我们当下的文化坐标，并照亮走向未来的道路。只要人类还需要通过回望过去来理解自身，历史剧作为集体记忆最生动的媒介载体，其光芒便不会黯淡。
参考资料
[1]
Collective memory: between individual systems of ... - PMC
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0603192/
[2]
A case study of Alison Landsberg's 'Prosthetic Memory'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17506980211037279
[3]
《大秦赋》的问题不是扭曲历史，而是艺术品质不行
https://m.douban.com/movie/review/13061251/
[4]
从靖安司、西市、狼卫看《长安十二时辰》到底还原唐朝有几分 ...
https://m.douban.com/movie/review/10307371/
[5]
观众与历史进行深度对话历史剧进入“全民考据时代” - 新华网
http://www.news.cn/ent/20260225/d889bb9107c64f39aeb7b1aae4e5c4c0/c.html
[6]
How social memory works on social media
[7]
《甄嬛传》爆火13年，为何这次娘娘们“团建”没人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