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人越来越讨厌宏大叙事了？但是又说要用宏大叙事消解痛苦，在微小的事情中感知幸福？

你的「左右脑互搏」不是思维混乱，恰恰是你比大多数谈论这个话题的人都更接近真相。因为「宏大叙事」这个词在当下中文互联网上被用来指称至少三种截然不同的东西，而大多数人都在把它们混为一谈。

先说结论：人们讨厌的是一种宏大叙事，需要的却是另一种。两者共享同一个名字，但本质相反。前者是别人塞给你的剧本，后者是你自己写的人生故事。

一、「宏大叙事」这个词到底在说什么

在进入矛盾之前，先把词义拆开。当下中文互联网上「宏大叙事」至少有三层所指，经常在同一段话里互相混淆。

第一层是利奥塔意义上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1979 年，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写下了一句后来被引用无数次的话：「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他说的元叙事，是指那些为知识和社会制度提供合法性基础的总括性故事——基督教的救赎史、启蒙运动的理性解放、黑格尔的精神自我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史。这些叙事的共同特征是：它们声称自己能解释一切，它们为历史指定了方向和终点，它们要求个体的生命在其中找到被指定的位置。

第二层是中文互联网特有的用法，泛指一切「官方」「主流」「高大上」的集体主义话语。民族复兴、时代使命、国家崛起——当豆瓣用户说「讨厌宏大叙事」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说的不是利奥塔的哲学概念，而是「不要再给我讲大道理了」。这种用法背后的情绪不是哲学怀疑，而是生存层面的疲惫——房贷还没还完，你跟我谈星辰大海。

第三层更松散，几乎等同于任何「不谈个人具体感受、只谈抽象概念」的言说方式。一个人分享自己失业后的焦虑，评论区有人说「要有信心，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这就是「宏大叙事」在日常语境中的用法，它实际指的是「共情的缺席」。

把这三层拆开之后，第一个矛盾就解开了：人们讨厌的是第二层和第三层——那个外来的、不容置疑的、对个体痛苦视而不见的声音。这和利奥塔批判的「元叙事」有精神上的亲缘（都是对总体性话语的不信任），但日常语境比哲学语境多了一层切肤的情绪——不是「我不信」，是「我听够了」。

二、那为什么又说宏大叙事能消解痛苦？

因为说这句话的语境里，「宏大叙事」指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把自己的人生经验串联成一个有意义的故事的能力。

这里需要引入一个在中文互联网上几乎从未被和「宏大叙事」联系起来的知识领域：叙事心理学（narrative psychology）。这个领域的核心人物是美国西北大学的丹·麦克亚当斯（Dan P. McAdams），他从 1980 年代开始建立了一套理论：人在人格的最深层，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把这称为叙事身份（narrative identity）——「一个人内化的、不断演化的人生故事，它整合了被重建的过去和想象的未来，为生命提供某种程度的统一感和目的感。」

简单说：你不只是活着的。你是在给自己讲一个关于「我这一辈子是怎么回事」的故事。这个故事不需要被说出来，但它在你每一次做决定的瞬间起作用——你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而不是那份？为什么和这个人在一起而不是那个人？因为只有某些选择能放进你的故事里。

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在过去二十年里积累了大量证据。麦克莱恩等人 2020 年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发表的一项大型研究（N = 855 人，2565 个叙事文本）发现，人生叙事的动机与情感主题是预测心理健康最可靠的叙事维度。林德等人 2024 年在《心理科学》上发表了一项 9 年追踪研究，157 名中老年人每年讲述一次自己面临的人生挑战，结果发现叙事身份中的「能动性」和「共融性」主题能显著预测抑郁症状和幸福感的变化——而且这种预测力是在排除了大五人格特质之后的。也就是说，你怎么讲自己的人生故事，比你是什么性格更能解释你过得好不好。

2023 年罗杰斯等人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做了一个更直接的实验。他们把「英雄之旅」（Hero’s Journey）拆解成七个要素——主角、转折、使命、盟友、挑战、蜕变、遗产——开发了一套量表，然后设计了一个「重述故事」的干预实验。结果发现，让人把自己的生活重新叙述为一场英雄之旅，能因果性地提升人生的意义感，增加面对生活挑战时的韧性。注意：是因果性地提升，不只是相关性。我在读这篇论文的时候，对这个结论也是半信半疑——讲故事真有这么大的作用？但他们的实验设计确实干净，控制了你能想到的大部分混淆变量。

这些研究共同指向一个结论：人类需要把自己的人生经验组织成一个有意义的、连贯的叙事。没有这个东西，人会陷入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所说的「存在真空」——一种说不清楚的空。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干。弗兰克尔在《活出生命的意义》中写道，他在奥斯维辛观察到，那些失去了「未来感」的囚犯——那些无法把自己的痛苦放进一个更大的意义框架里的人——会迅速衰弱和死亡。他的原话是：「有了’为什么而活’，人几乎可以承受任何’如何活’。」这话不是心灵鸡汤。他是在集中营里亲眼看见的。

所以，当有人说「需要用宏大叙事来消解痛苦，在微小的事情中感知幸福」时，他说的宏大叙事不是利奥塔批判的那种，也不是豆瓣网友反感的那种。他说的是：我需要一个足够大的故事框架，让我的痛苦在其中变得有意义，让我的日常琐碎在其中找到位置。

这不是矛盾。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被叫成了同一个名字。

三、那真正的矛盾在哪里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好吧，嘴上说讨厌宏大叙事的人，和嘴上说需要宏大叙事的人，指的不是同一个东西。但这是不是意味着真正的宏大叙事（利奥塔意义上）确实死了，我们只剩下小确幸和碎片化了？

不是。或者说，没有那么简单。

日本思想家东浩纪在 2001 年出版的《动物化的后现代：从御宅族透析消费社会》（2024 年才有简体中文版）里提供了这个辩论中最精准的一个观察。他的论证链条是这样的：利奥塔说后现代就是宏大叙事的凋零——那些为社会提供统一意义框架的大故事失效了。但人还是要消费文化产品的。那么大叙事凋零之后，人们消费的是什么？东浩纪的答案是：不是小叙事替代了大叙事，而是一个「数据库」替代了大叙事。御宅族不需要一个完整的、有因果关系的世界观来享受一部动画——他们只需要识别出角色身上的「萌要素」（猫耳、女仆装、傲娇性格），从数据库中调取和组合即可。

这个观察的锋利之处在于：它揭示了大叙事凋零之后留下的真空不是被更好的东西填满的，而是被更低级、更碎片化、更不需要思考的东西填满的。人确实不需要宏大叙事了——但代价是变成了「动物化」的消费者，只需要需求和满足的封闭回路，不需要他者，不需要世界，也不需要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本真性的伦理》（1991）中提出了一个看似悖论的论断：现代社会对「做真实的自己」的追求，本身是一个值得捍卫的道德理想。但这个理想正在堕落为一种「柔性的相对主义」——「只要是我选的，就是对的」。泰勒说，这个逻辑是自我取消的。因为「选择」这个动作本身预设了有些选项比另一些更重要——而哪些东西是重要的，不是你一个人能决定的。重要性来自一个超越你个人的意义视域。用中文大白话说：如果你觉得你今天中午吃了什么、和谁结了婚、以什么为职业理想这三件事「都一样重要，只要是我选的就好」，那你实际上已经在说「什么都不重要」了。

回到题主的问题。当你在「讨厌宏大叙事」和「需要宏大叙事」之间左右互搏的时候，你不是在两个对立的观点之间摇摆。你是在感知一种更深层的困境：你本能地拒绝那些从外部强加给你的、让你觉得自己的具体生活不值一提的「大词」。但你同时也本能地知道，如果完全没有一个比你自己更大的故事框架，你每天的那些小确幸——一杯奶茶、一个夕阳、一句朋友的问候——最终会变得轻飘飘的，承载不了你真正的痛苦，也承载不了你真正的幸福。小确幸不能孤立地存在。它在被一个更大的意义框架托住的时候才是幸福的；没有那个框架，它就是纯粹的感官刺激，吃完了就没了。

四、不是要不要宏大叙事的问题，是要什么样的宏大叙事的问题

所以回到题主那句「任何时代都是需要重工业大片的」——这个直觉是可以平移过来的。不是说人们只需要小叙事就够了。而是说，旧的那种叙事生产方式已经失效了，新的叙事还没有长出来。这中间的空窗期，就是今天你感受到的左右互搏。

什么样的宏大叙事是「好的」？以下几条不是标准答案，但可以作为思考的起点。

先说第一条：好的宏大叙事是你自己参与的，不是别人写好塞给你的。麦克亚当斯的叙事身份理论强调，人生故事不是被发现的，是被建构的——而且是终身持续建构的。你今天讲自己的故事的方式，和你十年前讲的不一样，和你十年后讲的也会不一样。关键不在于故事的内容是什么，而在于你在不在这个故事里是一个能动的人。

再说第二条：好的宏大叙事连接具体经验，而不是绕过它。那些被人反感的宏大叙事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试图从「高处」解释一切，却从不俯身看一个人的具体痛苦。但弗兰克尔在集中营里发现的恰恰相反——意义不是从抽象教条中推导出来的，而是在具体的、不可替代的遭遇中被发现的。他说，生命的意义不能由别人来告诉你，也不能被提前制定好。它是在你和世界的每一次具体相遇中浮现的。他的原话是：「人不应该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而必须认识到，是他自己被生命提问。」这个翻转非常关键——你以为你需要一个答案，其实你需要的是一个能认真对待你的问题的人（或故事）。

然后是第三条：好的宏大叙事容纳矛盾和脆弱，不要求你「演一个完美的人」。麦克亚当斯研究中的「救赎序列」（redemption sequence）——从坏到好的叙事转变——固然是预测幸福感的强因子，但他 2022 年和洛根、赖歇尔合作的研究也发现，到了人生晚期，很多人的叙事会从「救赎」转向「接纳」（acceptance）——不是把坏事变好事，而是接受好事和坏事都不需要互相取消。一个只能讲「最终胜利」故事的宏大叙事是不结实的，因为它承受不了失败的经验。一个能容纳失败和脆弱的宏大叙事，才是能陪你走一辈子的。

五、你的困惑是对的

所以题主，你的左右脑互搏是一种比很多「清醒」「通透」的发言更诚实的智识状态。你既没有被「反抗宏大叙事」的流行情绪裹挟——你本能地觉得任何时代都需要某种大东西；你也没有被「宏大叙事包治百病」的老派论调说服——你亲眼看见那些大词在现实面前有多么苍白。

这种张力本身就是当代生活的真实状况：旧的故事机器已经锈了，但新的故事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写。在找到新的之前，我们注定要同时忍受两种不适——听大词的不适，和没有大词的不适。

但我倾向于认为，这不是坏事。因为历史上每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宏大叙事——基督教的传播、启蒙运动的扩散、二十世纪的民权运动——都不是由某个中央委员会写好然后下发的。它们都是从无数普通人在具体处境中做出的微小选择中生长出来的。先有具体的人的具体故事，然后在这些故事之间发现了共同的旋律，然后才慢慢汇聚成一种能容纳更多人经验的叙事。

所以，与其纠结「宏大叙事好还是不好」，不如换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你的故事是什么？你正在把自己的生活组织成一个什么样的叙述？它目前讲得通吗？讲不通的地方在哪里？这些问题比「宏大叙事是否已经失效」更值得追问，因为它们指向的不是一个抽象立场，而是你正在过的那种生活。

或者用弗兰克尔的方式问：你的生活正在向你提出什么只有你能回答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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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俞吾金. (2010, 4月27日). “宏大的叙事”会消失吗. 中国社会科学报, 第0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