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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看”到“自述”：中国“她题材”影视剧的叙事流变与女性意识百年演进

郭之然 · 1037 Film更新于 2026.04.09约 14 分钟专栏文章

引言：当“女性题材”进化为“她题材”——一场荧屏叙事的深刻变革

第一部分：荧屏女性的百年变迁——从“失语”到“呐喊”的历史回响

萌芽与启蒙（20-30年代）：从“被表现的客体”到“新女性”的抗争

“去性别化”的铁姑娘时代（50-70年代）：集体主义下的“花木兰”叙事

回归与挣扎（80-90年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自我

第二部分：当代“她题材”的核心叙事策略与美学转向

主题一：人物塑造的转向——从“完美大女主”到“不完美”的“她”们

主题二：关系网络的重构——“姐妹情谊”成为新的叙事核心

主题三：类型融合的创新——“她+X”模式的探索与边界拓展

第三部分：光环下的阴影——“她题材”创作的困境与反思

“伪大女主”与“悬浮”人设的陷阱

同质化与标签化的创作瓶颈

“爽感”叙事与现实主义的平衡

结语：走向更广阔的“她”世界

引言：当“女性题材”进化为“她题材”——一场荧屏叙事的深刻变革

当前时间来到2026年，当我们回望中国影视剧的发展史，会发现一个显著的词汇更迭：从传统的“女性题材”到如今炙手可热的“她题材”。这并非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一场深刻的认识论与叙事学变革。传统语境下的“女”，往往是作为“男”的相对概念而存在，带有被凝视、被定义的客体色彩；而“她”，则是一个独立、完整、具有绝对主体性的代词。正如学者所言，以“她”为指代的称谓显然比“女性”更有感情意味，表意上“女”必然是相对于“男”的概念，其中同时暗含着基于男性视阈去定义女性的隐藏意味，而“她”的概念在表意层面则呈现相对完整和独立的形貌特征。

近年来，随着《三十而已》《我在他乡挺好的》《梦华录》《玫瑰的故事》等剧集的热播，“她题材”已成为影视市场绝对的主流。这些作品不再满足于将女性放置在家庭伦理的泥沼中，或是作为男性英雄的附庸，而是强调女性的主体性 (Subjectivity)、自我叙述 (Self-narration) 和内在视角 (Internal Perspective)。这背后，是女性受众经济地位提升（“她经济”崛起）与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必然结果。

然而，从“被看”到“自述”的道路并非一蹴而就。创作者采用了哪些叙事策略来回应并塑造当代女性意识？这些叙事又面临着哪些新的挑战与困境？本文将以时间为轴，回溯中国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的百年演变，并结合女性主义理论，重点剖析当代“她题材”剧集在人物塑造、关系建构、类型融合等方面的核心叙事策略，最终探讨其文化价值与未来走向。

第一部分：荧屏女性的百年变迁——从“失语”到“呐喊”的历史回响

要深刻理解当代“她题材”的突破，必须将其置于中国影视百年发展的宏大坐标系中。中国银幕上的女性形象，经历了一个从被压迫的客体，到被赋予特定政治符号，再到逐渐寻回个体价值的漫长过程。

萌芽与启蒙（20-30年代）：从“被表现的客体”到“新女性”的抗争

20世纪初，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女性”作为一个现代词汇进入中国语境。早期的电影如郑正秋的《玉梨魂》《最后之良心》等，主要将女性作为封建礼教和娼妓制度下的悲剧符号进行社会批判，女性在其中更多是“被表现的整体”，缺乏自觉的女性意识。

到了30年代，以蔡楚生导演的《新女性》（1935年）为代表，银幕上出现了具有强烈反叛精神的女性形象。影片通过对王太太、韦明、李阿英三个女性命运的刻画，形象地展示了当时女性的生存困境与出路。女主角韦明代表了受过“五四”精神洗礼的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她追求婚姻自主和经济独立，但在男权社会无所不在的性诱惑、性暴力和性勒索的罗网中，最终走向毁灭。韦明的悲剧，深刻回应了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时代追问——在没有获得平等的经济与社会权力之前，单凭觉醒的心是无法生存的。

与此同时，《新女性》还塑造了女工李阿英的形象。她代表了左翼革命文学中新的女性理想：将个体的妇女解放融入到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宏大叙事中。这种将女性意识与阶级意识相绑定的叙事策略，为后来的中国女性影像奠定了基调。

“去性别化”的铁姑娘时代（50-70年代）：集体主义下的“花木兰”叙事

新中国成立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号召下，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与经济权利。然而，这一时期的影视叙事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去性别化”倾向。女性形象被塑造为与男性无异的劳动者和革命战士，如《红色娘子军》《青春之歌》中的女英雄们。

学者指出，这是一种“花木兰式境遇”：女性通过化妆为男人、以男性身份和男性标准来成为英雄。在强大的政治潜抑力与整合力下，女性独特的生理特征、心理诉求和情感体验被悬置或抹杀。她们是阶级的代表、国家的建设者，但唯独不是作为独立性别的“女人”。这种以男性规范为绝对规范的叙事，虽然在社会学意义上提升了女性地位，但在性别意识层面却造成了女性主体的隐匿。

回归与挣扎（80-90年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自我

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入和人道主义的复苏，中国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开始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撕裂与重构。

数据来源：基于90年代女性题材剧集文本分析归纳

1990年播出的现象级电视剧《渴望》，塑造了刘慧芳这一传统女性典范。她隐忍、善良、无私奉献，完全符合男权社会对“贤妻良母”的终极想象。刘慧芳的爆红，折射出社会转型期大众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怀恋。然而，这种“不求回报的母亲”形象，本质上仍是男性视角的心理补偿产物。

与此同时，90年代也涌现出如《北京人在纽约》中的阿春、《女子特警队》中的女兵等具有独立意识和攻击性的女性形象。更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的《还珠格格》在无意中开启了“女性情谊”的超前叙事。紫薇与小燕子这对“双女主”，性格迥异却生命能量势均力敌，她们的友谊超越了阶级与性缘关系，成为后世女性群像剧的重要精神源头。

第一部分关键要点中国影视女性形象经历了从“被批判的封建客体”到“五四觉醒者”，再到“左翼革命者”的早期演变。50-70年代的“铁姑娘”叙事通过“去性别化”实现了女性的社会参与，但压抑了女性的个体意识。80-90年代是传统贤妻良母（刘慧芳）与现代独立女性（阿春）并存的挣扎期，同时孕育了女性互助叙事的萌芽。

第二部分：当代“她题材”的核心叙事策略与美学转向

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20年《三十而已》《乘风破浪的姐姐》等影视综艺的爆发，标志着“她题材”进入了2.0时代。创作者不再满足于单一的苦情叙事或依附性成长，而是通过一系列精密的叙事策略，重构了女性在荧屏上的生存图景。

主题一：人物塑造的转向——从“完美大女主”到“不完美”的“她”们

从单一英雄到多元群像 (From Solo to Ensemble)
早期的“大女主”剧（如《甄嬛传》《楚乔传》）往往聚焦于一个核心女性的传奇一生，其他女性角色多沦为陪衬或反派。而当代的“她题材”则大量采用“女性群像”叙事。从一个女人的“独角戏”到一群女性的“群生像”，近期影视创作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展示更加多元。
以《欢乐颂》和《三十而已》为代表，创作者通常设置3-5位年龄相仿、阶层不同、性格迥异的女性角色。《三十而已》中，顾佳代表了追求完美的中产全职太太，王漫妮代表了在大城市漂泊、渴望阶层跃升的“沪漂”，钟晓芹则代表了安于现状的本地普通女孩。这种群像策略打破了单一视角的局限，形成了一种“光谱式”的社会切片。观众总能在其中某一个角色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自居效应），从而引发广泛的社会共鸣与网络讨论。

图表 1：2015-2025年中国热播女性剧集核心驱动力变迁趋势（基于样本剧集剧情文本分析）

从“爱情本位”到“自我本位” (From Love-centric to Self-centric)
传统剧集中，女性的终极归宿往往是“嫁得良人”。即便是早期的职场剧，也常常陷入“披着职场外衣谈恋爱”的窠臼。而当下的“她题材”实现了核心驱动力的根本转移：自我价值的实现超越了性缘关系。
在2024年的爆款剧《玫瑰的故事》中，女主角黄亦玫经历了四段截然不同的感情。但与传统苦情女主不同，她对待爱情热烈却不盲目，始终保持着严明的“我本位”思想。正如剧中所言：“从此，世界在我面前，指向我想去的任何地方，我完全而绝对地主持着我。” 同样，在电影《热辣滚烫》中，杜乐莹历经磨难完成蜕变后，面对曾经暗恋的男性抛出的橄榄枝，她淡淡地说出“看心情”，彻底宣告了男性爱情不再是女性幸福的必需品。
从“被凝视”到“女性凝视” (From Being Gazed at to the Female Gaze)

英国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提出“男性凝视”（Male Gaze）理论，指出传统电影中女性总是作为被男性观看的奇观和欲望客体。而当代的“她题材”正在努力建构一种“女性凝视”（Female Gaze）。

美国导演乔伊·索洛韦（Joey Soloway）曾提出女性凝视的三个层次：“感受的摄影机”（Feeling Seeing）、“被凝视的凝视”（The Gazed Gaze）以及“回视”（Returning the Gaze）。在中国剧集中，这种视角的转换尤为明显。例如在《我的阿勒泰》中，镜头不再聚焦于女性的身体曲线，而是细腻地捕捉女性与自然、与母亲之间的情感流动（Feeling Seeing）。而在《一夜惊喜》等都市喜剧中，甚至出现了女性角色主观窥视男性身体的镜头，颠覆了传统的权力结构。更深层次的女性凝视，体现在对女性生理期、生育痛、衰老等真实身体经验的去羞耻化表达，如《无穷动》中对女性面部衰老的特写，构建了一种“反快感”的观看模式。

主题二：关系网络的重构——“姐妹情谊”成为新的叙事核心

如果说传统家庭伦理剧中的女性关系主要围绕着“婆媳矛盾”和“原配打小三”展开（背后隐藏的依然是争夺男性资源的“雌竞”），那么当代的“她题材”则将女性互助（Sisterhood）推向了叙事的中心。

数据来源：近五年女性群像剧核心冲突类型占比

友情价值的升维：超越性缘关系
在《流金岁月》中，蒋南孙与朱锁锁在彼此家庭破裂、事业受挫时互为托底；在《梦华录》中，赵盼儿、宋引章、孙三娘组成“搞钱姐妹团”，在男权社会的夹缝中开辟出自己的商业版图。学者杨慧指出，传统价值链中，爱情/亲情大于友情；而在新的价值链中，友情可以与爱情/亲情并列，甚至超越它们。这种叙事告别了“男性拯救女性”的童话，确立了女性作为彼此救赎者的同盟关系。
关系的现实肌理：不完美的羁绊

成熟的“她题材”并未将女性友谊浪漫化为毫无瑕疵的乌托邦。创作者开始深耕女性关系的复杂性与边界感。在古装剧《国色芳华》中，女主角何惟芳搭救了遭受家暴的秦胜意。但秦胜意在脱离险境后，却因自卑和对社会未知的恐惧，一度被前夫哄骗回去。这种设定极具现实主义色彩，它承认了受害者的软弱与反复，而何惟芳对她的理解与再次接纳，展现了中式女性友谊中特有的“强烈的牵绊感和宿命感”——因为共同受到男权社会的打压，女性之间产生了一种无声的默契与深度的共情。

主题三：类型融合的创新——“她+X”模式的探索与边界拓展

为了避免题材的单一化，“她题材”开始与其他成熟的影视类型进行深度融合，形成了“她+X”的创新模式，极大地拓宽了女性叙事的边界。

“她+悬疑”：不同于以往男性视角的硬核推理，“她悬疑”以悬疑为表观脉络，深入探寻女性的现实困境。如《摩天大楼》《白色月光》《江照黎明》等，围绕家暴、性侵、职场歧视等强冲突话题，女性在解谜过程中完成自我救赎与主体性寻回。

“她+职场”：《理想之城》《女士的法则》将女性置于建筑造价、法律等高压行业，展现她们在男性主导的规则中如何强势突围，展现了职场女性的真我风采。

“她+年代/历史”：《风吹半夏》将女性创业史融入90年代钢铁行业的宏大时代变迁中；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则在古代内宅的封闭环境中，展现了女性如何通过有限的方式保持自我，不与环境一同坠落的生存智慧。

第二部分关键要点群像叙事取代了单一的大女主，展现了女性生存状态的复杂光谱。自我本位成为核心驱动力，女性的价值实现不再依附于爱情和婚姻。女性凝视逐渐确立，打破了女性作为被看客体的传统，深入女性真实的身体与心理体验。姐妹情谊（Sisterhood）取代了“雌竞”，成为推动剧情发展和提供情感抚慰的核心力量。“她+X”类型融合（如悬疑、职场、年代）拓宽了女性议题的社会与历史维度。

第三部分：光环下的阴影——“她题材”创作的困境与反思

尽管“她题材”在市场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资本的逐利性与创作的惯性，也使得这一类型在繁荣之下暗藏隐忧。我们需要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当前创作中的局限性。

“伪大女主”与“悬浮”人设的陷阱

在女性主义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和营销密码的当下，部分剧集陷入了“伪大女主”的陷阱。这些角色表面上穿着职业套装、喊着独立口号，但其内在逻辑依然是传统的“霸道总裁爱上我”。

在这些“悬浮”的职场剧中，女主角的成功往往不依靠自身的专业能力和艰苦奋斗，而是依赖于男性上司的青睐、男配角的无条件帮助（即所谓的“金手指”）。这种“伪大女主”角色徒具强悍外壳却缺乏独立精神内核与复杂人性维度；部分“完美女主”悬浮于现实土壤，其光鲜形象沦为脱离女性真实生存经验的苍白符号。这种创作不仅消解了女性在现实职场中面临的真实结构性困境，更是对女性独立精神的变相矮化。

同质化与标签化的创作瓶颈

随着“她题材”的井喷，内容同质化问题日益严重。当前的女性群像剧高度集中于20岁至40岁之间的都市中产阶级女性，她们的职业多为公关、销售、律师、媒体人。剧情冲突也逐渐套路化：原生家庭重男轻女（如《欢乐颂》的樊胜美、《安家》的房似锦）、遭遇丈夫出轨（如《三十而已》的顾佳）、面临大龄催婚等。

图表 2：近年“她题材”剧集女性主角职业与阶层分布雷达图（呈现高度集中于都市白领的同质化倾向）

这种“路径依赖”导致了新的刻板印象。真正的女性群体是庞大且多元的，乡村女性、底层女工、老年女性、少数族裔女性的故事在主流荧屏上依然处于失语状态。如果“独立女性”仅仅被定义为喝着咖啡、踩着高跟鞋在CBD穿梭的都市白领，那么“她题材”的视野无疑是狭隘的。

“爽感”叙事与现实主义的平衡

在互联网时代，为了迎合社交媒体的传播规律，部分“她题材”剧集过度追求“爽感”叙事。创作者热衷于制造极端的性别对立（如塑造脸谱化的“渣男”、“恶婆婆”），并通过女主角的“手撕渣男”、“霸气回怼”来提供情绪价值和金句截图。

一些“她题材”电视剧将男女二元结构作为一种元叙事，为了体现出女性意识，创作者选择对准性别问题开炮，用一种强戏剧方式构建两性对立和性别焦虑。这种包装在现实主义皮相下的伪现实主义，虽然能在一时之间引爆热搜，但却牺牲了对复杂人性的深度挖掘。真正的现实主义，应当是直面女性在家庭与职场、生理与社会要求之间的深刻悖论，展现她们在泥泞中挣扎前行的韧性，而不是提供一剂廉价的“爽文”麻醉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