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夏秋冬

一

张国荣如今七十岁了。

这个数字打在屏幕上，像一颗石子投进深潭，没有回声。没有人能想象他七十岁的样子，就像没有人能想象一只蝴蝶长出皱纹。但倘若他活着，的的确确，是要七十岁了。

他住在温哥华西区的一栋旧宅里，离史丹利公园不远。房子是九七年买的，当年他和唐先生来看过两次，第一次觉得太旧，第二次却忽然喜欢上了门前的那棵日本枫。唐先生说他优柔寡断，他说不是，是命。这栋房子的门牌号加起来是十四，他从小对这个数字敏感。

如今那棵枫树已经高过了二楼的窗台，秋天的时候，整扇窗子像着了火。

他一个人住。唐先生三年前走了，不是去世，是离开了。没有争吵，没有第三者，甚至没有一句重话。唐先生只是说，太久了，我想回香港。他说好。他们平静地分了手，像两个在图书馆里坐了一下午的人，各自收起书本，起身时互相点了点头。

后来他在新闻上看到唐先生结了婚，对象是个做金融的年轻人，眉眼间有几分像年轻时的自己。他把报纸搁在茶几上，对着窗外的枫树发了很久的呆。那天温哥华下了雨，他忘了关窗，地毯湿了一角。

他并不恨唐先生。恨是一种黏稠的情感，需要旺盛的生命力去维持。他老了，老到连恨都嫌累。他只是觉得茫然，像一个人站在月台上，目送一列火车远去，而他自己并没有要去的方向。

他依然瘦，依然好看。那种好看已经不再是容貌意义上的，而是一种残存的轮廓，像退潮后礁石上留下的水痕，提醒着人们海水曾经漫到这里。他的头发花白了，留到肩膀，用一根橡皮筋松松地扎着。他很少照镜子，不是因为怕老，而是因为镜子里的那个人让他觉得陌生。那不是张国荣，那是一个叫张国荣的人。

他养了一只猫，取名叫菠萝。菠萝是一只橘白色的流浪猫，三年前在院子里捡到的，瘦得皮包骨，如今胖得像一只小型茶几。他每天给菠萝梳毛，和它说话，把它放在膝盖上听电话。菠萝对他的爱是有条件的——有罐头就有爱，没有罐头就没有。他觉得这很公平。

二零二四年的秋天，他回了一次香港。

不是为了工作，他已经很多年不工作了。最后一部电影是二零一五年的，一个老年人的故事，讲的是遗忘。他演得很好，好到他自己看了都害怕。那之后他拒绝了所有的剧本，理由是没有合适的。实际上他害怕的是，如果再演下去，他会分不清哪个是剧本里的老去，哪个是真正的老去。

他回香港是为了给梅艳芳扫墓。十一月十二日，是她去世二十一周年。他每年都回来，风雨无阻。这件事他做了二十一年，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为数不多的锚点。一个人活得太久，时间会变得模糊，年份会互相混淆，记忆会像旧报纸一样发脆变黄。但每年到了这一天，他买一张机票，飞十一个半小时，落地，买一束白色的马蹄莲，坐车去大屿山。这件事像一枚钉子，把他钉在时间的某个刻度上。

今年不同。今年他落地之后，在机场的到达大厅里，有一群年轻人认出了他。他们举着手机，远远地拍他，交头接耳，眼神里有种考古学家发现化石般的兴奋。他没有躲，只是微微低了低头，加快了脚步。他听见其中一个女孩说：“真的是他吗？他还活着啊？”

他还活着啊。

这句话像一根极细的针，扎进他的皮肤里。他知道那女孩没有恶意，她甚至可能是他的歌迷。但“还活着”这三个字，本身就包含了一个预设——他应该是死了的。他没有死，这成了一个需要被惊叹的事实。

他坐在出租车里，看着窗外的香港。香港变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变。铜锣湾还是那么挤，弥敦道还是那么吵，海港城的圣诞装饰挂得比往年更早。但空气里有一种他说不清的东西变了，像是一间住了很久的房子，每一件家具都在原来的位置上，但你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也许是光线，也许是气味，也许是你的眼睛。

他在文华东方酒店住下了。前台的服务生太年轻，不认识他，这让他松了口气。他住二十一楼，窗外是中环的楼群和维多利亚港的一角。他站在窗前，点了一根烟，看着楼下车水马龙的街道。

二十四年前，有一个男人从那栋楼的二十四楼跳了下去。不对，他说错了——是二十一年前。他总是在年份上犯糊涂。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愚人节。全世界的荣迷都在那天开一个永远不好笑的玩笑。

他有时候想，如果那天他没有在香港就好了。但“如果”是这个世界上最无力的词。如果他在，如果他接住了他，如果他早一点打电话——如果，如果。所有的如果都是生者对死者的一厢情愿，是活人在深夜里为自己编织的安慰绳，天亮之后发现绳子的另一端什么都没有。

他认识陈太。陈太是他的经纪人，也是他的朋友。陈太每年四月一日都会发一条朋友圈，只有四个字：风继续吹。他没有点过赞，但每一条都看到了。

二

在香港的第三天，他见了几个老朋友。

第一个是梁朝伟。梁朝伟约他在一家私房菜馆吃饭，包间很小，灯光昏黄。梁朝伟也老了，头发全白了，但眼睛还是那双眼睛，像两口深井，扔一颗石子下去，很久很久才听到回声。他们喝了一点酒，聊了一些往事。梁朝伟说他还记得《春光乍泄》那场戏，在阿根廷的酒吧里，何宝荣对黎耀辉说：“不如我哋由頭嚟過。”他说那场戏他拍了八遍，每一遍的感觉都不一样。张国荣说，是吗，我忘了。梁朝伟看了他一眼，没有再说什么。

他们都知道“我忘了”是一句谎话。但七十岁的人有权利说一些谎话，尤其是关于记忆的。一个人活到这个岁数，记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仓库，里面的东西堆得太满，门已经关不上了。你站在门口往里看，什么都看不清，只有灰尘在光线里飞舞。

第二个是陈淑芬。陈太约他在中环的一家咖啡馆见面，她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了的拿铁。她看到他走进来，站起来，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一句：“你瘦咗。”他说：“妳每次都咁講㗎啦。”陈太笑了，笑着笑着眼眶红了。

他们没有聊太多工作。陈太现在带新人，一个唱粤语情歌的年轻男孩，长得像年轻时的黎明。她说现在做音乐和以前完全不同了，不需要唱片公司，不需要宣传，甚至不需要会唱歌——只要有一张好看的脸和一个抖音账号。张国荣说，那你们以前做的事情算什么？陈太想了想，说，算手工艺。

这个答案让他沉默了很久。手工艺。意思是他们做的东西是手工的，费时费力，产量低，易碎，而且——已经没有人需要了。

他想起自己最后一次站在红馆的舞台上，是二零一零年，他四十四岁。那场演唱会他唱了《风再起时》，唱到“我回头再望某年，像失色照片乍现眼前”的时候，他看见第一排有一个女孩在哭，哭得很厉害，旁边的人在安慰她。他不知道她为什么哭，是为歌而哭，还是为自己而哭，还是仅仅因为这是一个应该哭的场合。他当时想，如果有一天他不再唱歌了，有人会为他哭吗。后来他想明白了，没有人会为一个人哭，人们只会为自己失去的东西哭。

他在咖啡馆的洗手间里照了照镜子。镜子里的男人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毛衣，领口有点松了，下巴上有一道细小的疤痕，是六七年拍戏时留下的。他的眼睛还是好看的，但眼皮垂了一些，眼角有了纹路。他对着镜子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轻，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几乎不起涟漪。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

他一直觉得这首歌不是写给死者的，是写给不在场的生者的。这两者有区别。死者是永远不在了，不在场的人还有可能回来。但后来他发现，有些人不在场了就是不在场了，不管他是死了还是仅仅走开了，留给你的空缺是一样的。

就像唐先生。唐先生没有死，唐先生只是在中环的某栋写字楼里和那个像他的年轻人一起吃午饭。但唐先生不在场了，这个空缺和死亡一样深。

在香港的第五天，他去了大屿山。

梅艳芳的骨灰安放在宝莲寺附近的一个纪念花园里。他每年都来，今年也不例外。他买了一束白色的马蹄莲——她生前最喜欢的花——放在碑前，然后站在那里，沉默了很久。

他没有说话。他和梅艳芳之间不需要说话。他们相识于微时，那时候他二十六岁，她二十一岁，都是最好的年纪，也是最穷的年纪。他们在一部电影里演一对情侣，她演一个傻乎乎的女孩，他演一个更傻的男孩。那部电影很烂，没有人记得，但他们记得彼此在片场分吃一个菠萝包的那个下午。菠萝包是冷的，黄油是硬的，但他们吃得很开心，一边吃一边笑，笑到导演喊卡都没有听见。

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他蹲下来，用手帕擦了擦碑上的灰尘。碑上刻着她的名字和生卒年月——1963-2003。四十岁。她永远四十岁。而他活过了她三十年，并且还将继续活下去。这公平吗？他不知道。死亡从来不讲公平，死亡只讲时间。

他在花园里坐了一个下午。秋天的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像一只温柔的手。有风吹过来，带着桂花的香气，甜得有些发腻。远处的山峦层层叠叠，颜色从翠绿渐变成靛蓝，最远的那一层几乎融进了天空里。

他想起二零零三年，她走的那天。他人在北京，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吃一碗馄饨。他放下筷子，走到窗边，看着北京的灰蒙蒙的天，哭了。他没有去参加她的葬礼，因为他怕自己会失态。后来他在家里放了一整天的《女人花》，放完一遍，再放一遍。菠萝——那时候菠萝还没有出生——如果他当时有一只猫的话，那只猫大概会被他烦死。

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响了一声。这个声音让他意识到自己真的老了。年轻的时候，身体的每一个部件都是静音的，你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就像你感觉不到空气的存在。但老了之后，一切都开始发出声音——膝盖，脊椎，肩膀，甚至呼吸。它们用这种声音提醒你，它们还在，但快要不行了。

他走出纪念花园的时候，一个扫地的老人认出了他。老人放下扫帚，走到他面前，用粤语说：“哥哥，保重身體。”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已经很久没有被人叫“哥哥”了。在温哥华，邻居叫他“张先生”，兽医叫他“张国荣先生”，银行柜员叫他“Mr. Cheung”。没有人叫他哥哥。

哥哥。这个称呼让他觉得温暖，又觉得恍惚。就好像有一扇门，他一直以为是关着的，忽然被推开了一条缝，缝隙里透过来一些光和一些声音，是他很久以前熟悉但现在几乎忘记了的。

他对老人点了点头，说：“多謝。你都係。”

回温哥华的飞机上，他做了一个梦。

梦里他站在一座很老的戏院门口，戏院的名字他看不清，但门头上有一排灯，其中一盏忽明忽暗地闪着。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西装，是他八十年代常穿的那种款式，宽肩，大垫肩，现在看来土得掉渣。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是年轻的，没有老年斑，没有青筋，手指修长，指甲修剪得很整齐。

戏院的门开了，里面走出来一个人。他看不清那个人的脸，因为逆光，只有一个轮廓。但他知道那是谁。那是年轻的他自己，大概二十五六岁，头发梳得很高，眼神明亮而锋利，像一把刚开刃的刀。

年轻的自己走到他面前，上下打量了他一下，露出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那个表情他很熟悉，他在《阿飞正传》里做过，在《纵横四海》里做过，在无数个采访里做过。那是张国荣式的表情，三分骄傲，三分不羁，三分温柔，还有一分说不清的东西——也许是脆弱，也许是厌倦，也许是别的什么。

年轻的自己说：“你就係我？”

他说：“係。”

年轻的自己说：“做乜你老成咁嘅？”

他说：“因為我冇死到。”

年轻的自己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那个笑容很亮，像舞台上的一束追光灯，照得他有些睁不开眼。年轻的自己说：“你冇死到，咁你後唔後悔？”

他想说“唔後悔”，但话到嘴边却变成了：“我唔知。”

年轻的自己点了点头，好像对这个答案很满意。然后转过身，走进了戏院里。门在他身后缓缓关上，门头上的那盏灯闪了最后一下，灭了。

他醒了。飞机正在太平洋的上空，窗外的云层很厚，看不见星星。他旁边的座位是空的，他把手伸过去，摸了摸那个空座位的扶手。扶手是冰凉的，金属的触感，硬而真实。

他叫了一杯热茶。空姐是个年轻的女孩，把茶递给他时，忽然多看了他一眼，然后轻声说：“请问……您是张国荣先生吗？”

他犹豫了一秒钟，然后摇了摇头，说：“不是。”

空姐愣了一下，抱歉地笑了笑，推着餐车走了。

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否认。也许是因为他累了，不想被认出来，不想回答那些他回答了八百遍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拍戏了？你和唐先生为什么分手？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每一个问题都是一个陷阱，逼你承认你的人生是一条可以重来的路。但人生不是。人生是一条单行道，你走过的每一步都已经被身后的黑暗吞没了，你甚至不能回头看一眼。

他喝了一口茶，茶是烫的，烫得他舌尖发麻。他把茶杯捧在手心里，感受着温度从掌心传过来。窗外的云层裂开了一道缝，露出下面漆黑的大海。海面上有一点光，也许是船，也许是石油钻井平台，也许只是云层的缝隙造成的错觉。

他一直是相信运气的。他运气好，从小就好。长得好看是运气，被星探发现是运气，演了好电影是运气，唱了好歌是运气，活到今天也是运气。但运气这个东西，像信用卡，借了总是要还的。他用运气换来的一切——名望、财富、爱情、观众的喜爱——如今都在一点一点地还回去。唐先生还了，观众还了，名望还了，甚至连那张好看的脸都还了。他还剩什么？

他剩下一只叫菠萝的胖猫，一栋有日本枫的房子，一些零零碎碎的记忆，和一个七十岁的身体。

这够了吗？

他不知道。但他知道的是，秋天真的很好。温哥华的秋天尤其好，枫叶红了，空气凉了，早上起来可以在院子里坐一会儿，喝一杯咖啡，看菠萝在草地上追一只蚱蜢。蚱蜢跳得很快，菠萝追不上，但它不在乎，它很快就忘了蚱蜢，转头去追一片落叶。

他想，也许应该向菠萝学习。追不上的就算了，忘了就算了。活着就是不断地放下，不断地忘记，不断地和自己告别。你告别了年轻的自己，告别了爱过的人，告别了舞台，告别了掌声，告别了那些为你尖叫的名字。最后，你告别了自己的身体——一根骨头，一根骨头地，一个器官，一个器官地，慢慢地，不舍地，但又不得不地。

飞机开始下降了。窗外的云层变薄了，可以看见下面温哥华的城市灯火。灯火密密麻麻的，像一盘散落的棋子，每一颗棋子下面都有一个故事。他的故事是其中的一个，不大不小，不轻不重，像一颗棋子被谁随手放在了棋盘上，然后就忘了。

三

回到家的时候，菠萝正蹲在门口的台阶上等他。它看见他，叫了一声，声音不大，带着一点责备的意味——你去哪儿了，怎么去了这么久。他蹲下来，摸了摸它的头，它的毛被雨打湿了，有点凉。他把它抱起来，走进屋里，给它开了一个罐头。

他把行李箱打开，里面的东西不多——几件换洗的衣服，一本书，一个手机充电器，还有一包从香港带回来的蛋卷。他把蛋卷放在茶几上，没有拆开。那包蛋卷是陈太塞给他的，说是在元朗的老店买的，让他带回温哥华慢慢吃。他不知道为什么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也许是累了。十一小时的飞行，对一个七十的人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腰在疼，膝盖也在疼，脚踝肿了一圈。他坐在沙发上，把脚搁在茶几上，菠萝跳上来，趴在他的腿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他拿起手机，翻到陈太发来的一条消息：“平安到咗未？”

他回了一个字：“到。”

陈太又发了一条：“唞多啲。出年再嚟過。”

他想了想，回了两个字：“好。”

他把手机放在一旁，闭上眼睛。窗外的天已经全黑了，枫树的轮廓在窗玻璃上模模糊糊的，像一个未完成的素描。他听见风的声音，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一点潮湿的泥土的气息。温哥华的秋天多雨，他早就习惯了。

他睁开眼睛，看了看这间屋子。屋子不大，装修简单，墙上挂着几幅画——一幅是赵无极的版画，一幅是他在巴黎买的十九世纪的海报，还有一幅是唐先生留下来的，一幅小小的水墨画，画的是几竿竹子，题款是一个他已经记不清名字的画家。那幅画挂在餐厅的墙上，他每天吃饭的时候都能看见它，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把它取下来。

他没有取下来，不是因为他还在乎唐先生，而是因为他懒。取下来之后墙上会有一个钉子的痕迹，他需要补墙，需要重新刷漆，需要做一系列他不想做的事情。所以他让它挂着。就像他让自己的记忆挂着一样——那些关于唐先生的记忆，关于梅艳芳的记忆，关于舞台的记忆，关于那些电影和那些歌的记忆，关于掌声和鲜花的记忆，关于年轻和美丽的记忆——全都挂在墙上，积了一层薄薄的灰，他偶尔看一眼，但不再擦拭了。

菠萝在他的腿上翻了个身，露出了圆滚滚的肚皮。他伸手摸了摸，菠萝的肚皮很软，很暖，像一个微小的、持续的热源。他忽然觉得，也许这就是他活到七十岁的全部意义——摸一只猫的肚皮，在秋天的傍晚，在一个人的房子里，安安静静的，不用说话，不用表演，不用对任何人交代。

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轻，轻到他自己几乎感觉不到。但菠萝感觉到了，它抬起头，用那双琥珀色的眼睛看了他一眼，然后又把头埋了回去。

窗外的雨下大了。雨点打在枫叶上，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鼓掌。他听着那个声音，慢慢地，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

但你不在场。而我还在这里。

这也许不是最好的结局，但这是他唯一的结局。

他睡着了。菠萝也睡着了。温哥华的雨继续下着，枫叶继续红着，时间继续流着。一切都在继续，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就像一切都发生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