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届奥斯卡复盘 | 新旧好莱坞的对决与历史的诞生

洛杉矶杜比剧院再次被星光与期待填满。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AMPAS）主办的第98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如期举行。

在这个被誉为“好莱坞最大夜晚”的盛会上，全球影迷见证了一场充满戏剧性、历史性突破以及深刻行业反思的年度总结。

本届奥斯卡的核心看点，毫无疑问是两部由华纳兄弟出品的巨作之间的巅峰对决：一部是备受评论界推崇、由资深作者导演保罗·托马斯·安德森（Paul Thomas Anderson，简称PTA）执导的政治史诗《一战再战》（One Battle After Another）；另一部则是打破奥斯卡历史提名记录、具有强大文化冲击力的吸血鬼恐怖寓言《罪人》（Sinners），由瑞恩·库格勒（Ryan Coogler）执导。

这不仅是两部杰出电影的竞争，更是两种电影制作理念、两种好莱坞叙事模式的激烈碰撞。

前者代表了传统学院派对宏大叙事、精湛工艺和文学改编的坚守；后者则象征着新一代电影人如何利用类型片外壳，对种族历史、文化挪用等深刻社会议题进行大胆解构与重塑。

在颁奖季的漫长征途中，《一战再战》与《罪人》的竞争构成了本届奥斯卡最引人入胜的叙事主线。这两部影片在风格、题材和受众倾向上截然不同，却都在各自的领域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使得最佳影片的归属悬念一直保留到了最后一刻。

最终，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的《一战再战》笑到了最后，不仅夺得最高荣誉“最佳影片”，还斩获了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男配角（西恩·潘）、最佳剪辑以及首届设立的“最佳选角”共六项大奖，成为当晚的最大赢家。

为何是它？首先，不可忽视的是导演PTA的光环与学院的补偿心理。作为当代美国最伟大的作者导演之一，PTA此前曾多次获得奥斯卡提名（如《血色将至》、《魅影缝匠》、《甘草比萨》等），却始终未能捧回小金人。他在业内的崇高声望和长期的艺术积累，为《一战再战》赢得了大量“是时候了”的情感票。正如他在获得最佳改编剧本奖时开玩笑说的那样，学院确实让他努力工作才得到了这个奖。

其次，《一战再战》在颁奖季前哨战中展现出了压倒性的统治力。它赢得了哥谭独立电影奖最佳长片、金球奖音乐/喜剧类最佳影片、评论家选择奖最佳影片，以及英国电影学院奖（BAFTA）最佳影片等几乎所有关键风向标。这种在专业评审中的强大共识，为其奥斯卡登顶奠定了坚实基础。

更重要的是，影片本身的特质完美契合了传统的“奥斯卡审美”。该片松散地改编自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的后现代主义小说《葡萄园》（Vineland），讲述了褪色的左翼革命者在无情的军事军官追捕下逃亡的史诗故事。它融合了政治阴谋、动作与公路元素，探讨了当代美国的关键焦虑、代际冲突与抵抗精神。宏大的主题、复杂的剧本、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与西恩·潘等巨星的精湛群戏，以及高达1.3亿至1.75亿美元的精良制作，使其成为一部无可挑剔的重工业艺术片。

此外，在奥斯卡最佳影片采用的偏好排序投票制（Preferential Voting）下，《一战再战》展现出了极强的最大公约数属性。即使它不是某些评委的第一选择，也极大概率会出现在前三或前五的位置，这种广泛的接受度是其在复杂计票规则中胜出的关键。

奥斯卡最佳影片（Best Picture）的评选采用的是一种叫做偏好排序投票制（Preferential Voting）的机制，也常被称为 Ranked Choice Voting 或 Instant Runoff Voting。它与其他奥斯卡奖项使用的简单多数投票完全不同。这个制度的核心目标是：选出行业中“共识度最高”的电影，而不是“最极端支持者最多”的电影。

让我们先理解一个基本前提。

奥斯卡最佳影片通常有 10部提名影片，而投票者（学院成员）在投票时并不是只选一部，而是要把这些影片按喜好顺序进行排名：

1 = 最喜欢

2 = 第二喜欢

3 = 第三喜欢

……

直到把所有影片排完（或至少排很多）。

换句话说，每一张选票并不是一个单一选择，而是一个完整的偏好序列。接下来是计票过程，这也是制度最关键的地方。

第一轮计票时，只统计所有选票上的 “第一名选择”。如果某一部电影获得了 超过50%的第一名票，那它直接获奖。这种情况极少出现，因为提名影片很多。

如果没有任何影片过半数，就进入第二步：淘汰第一名票数最少的影片。

然后，所有把这部电影排在第一名的选票，会被重新分配给这些选票上的 第二名选择。之后再次统计。如果仍然没有电影超过50%，就继续。

这个过程会不断循环，直到某一部影片获得绝对多数票为止。

一个简化例子可以更直观地理解。

假设有四部电影：ABCD

第一轮第一名票数：A：35%；B：30%；C：20%；D：15%

没有人过半，于是 D被淘汰。所有原本把 D排第一 的选票，转移到这些选票的 第二名。

假设转移结果是：A：35%；B：36%；；C：29%，仍然没人过半，于是 C被淘汰。C的选票再按照第二或第三选择继续转移。

最终结果可能变成：A：48%；B：52%

于是 B获胜。关键在于B不一定是第一名票最多的电影，但它是“更多人能接受的电影”这正是偏好投票制的核心逻辑。

它会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效果：“共识电影”往往比“极端电影”更容易获胜。

举一个极端例子：

电影A，40%的人把它排第一，但60%的人把它排最后。

电影B，只有25%的人把它排第一，但几乎所有人都把它排在前3

在普通多数制下，A可能赢。但在偏好排序投票制下，B更可能获胜，因为它在后续轮次会不断获得转移票。

因此，这种制度会对电影类型产生结构性影响：

第一，它抑制极端分裂型电影。那些有人极度喜欢、也有人极度讨厌的作品会变得不利。

第二，它奖励广泛认可型电影。很多学院成员觉得“不错”“挺好”的电影会更有优势。

第三，它鼓励“第二名电影”获胜。很多奥斯卡最佳影片实际上是“大家都不反对的电影”。

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一些获奖作品呈现出一种明显特征：

它们不一定是当年最先锋或最激烈的电影，但往往是叙事成熟、价值观稳定、行业共识高、情感表达清晰的。在奥斯卡历史中，很多分析认为像《绿皮书》、《国王的演讲》、《月光男孩》都受益于这种机制，因为它们在学院内部的接受度非常广。

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偏好排序投票制，本质上是在寻找一部“学院整体最能达成共识的电影”。

它不是最被少数人热爱的电影，而是选最少人讨厌的电影。

尽管未能拿下最佳影片，但瑞恩·库格勒的《罪人》绝对是本届奥斯卡最耀眼的存在。它以史无前例的16项提名打破了由《彗星美人》、《泰坦尼克号》和《爱乐之城》保持的14项提名历史记录，这本身就是一项不可思议的成就。

与《一战再战》在票房上的挣扎（全球票房2.09亿美元，未能收回成本）不同，《罪人》实现了商业与口碑的巨大双丰收。这部预算约1亿美元的原创R级恐怖片，在全球狂揽超过3.7亿美元票房，并在烂番茄上获得了97%的极高评价。它证明了在IP泛滥的时代，高质量的原创故事依然具有强大的市场号召力。

《罪人》的伟大之处在于其对文化议题的深度挖掘。影片将故事设定在1932年吉姆·克劳法（Jim Crow）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密西西比州，讲述了一对双胞胎兄弟（迈克尔·B·乔丹饰）回到家乡开设蓝调酒吧，却遭遇会唱爱尔兰民歌的白人吸血鬼袭击的故事。库格勒巧妙地将吸血鬼神话与美国南方黑人历史、蓝调音乐的根源结合起来。片中的吸血鬼不仅是恐怖怪物，更是权力、同化和文化挪用的隐喻。他们试图夺走黑人音乐家的“故事和歌曲”，深刻反映了历史上黑人文化被剥削的现实。这使得《罪人》超越了单纯的恐怖片，成为一部深刻的历史诊断和文化寓言。

为何惜败？《罪人》未能登顶最佳影片，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学院对恐怖类型片的传统偏见。在奥斯卡近百年的历史中，仅有《沉默的羔羊》等极少数带有恐怖元素的影片能够获得最高荣誉。

此外，影片深刻根植于美国南方黑人历史与蓝调文化，这种强烈的本土文化属性，可能在日益国际化的奥斯卡投票群体中造成了一定的理解门槛或共鸣差异。

最终，学院采取了平衡策略：将最佳影片和导演颁给传统的《一战再战》，同时用最佳男主角、最佳原创剧本、最佳摄影和最佳配乐四项极具分量的大奖，表彰了《罪人》的时代精神与艺术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巅峰对决的双方——《一战再战》和《罪人》——均由华纳兄弟（Warner Bros.）出品。

一家制片厂同时拥有两部绝对领跑的争奖巨作，这在现代好莱坞是极其罕见的。

最终，华纳兄弟以11项大奖的成绩傲视群雄（包括《Weapons》的一项女配角奖）。

这一辉煌战绩发生在华纳兄弟探索公司（Warner Bros. Discovery）正处于动荡的并购期（据报道派拉蒙以1110亿美元竞标成功）显得尤为意味深长。它向业界证明了传统大制片厂在投资、制作和发行高质量原创电影方面依然具备不可替代的实力。

特别是库格勒在《罪人》中与华纳达成的罕见协议——拥有最终剪辑权、票房分成，并在25年后收回电影版权——虽然引发了部分高管对“危险先例”的担忧，但也展示了顶级创作者在当今行业中日益增长的话语权。

本届奥斯卡备受瞩目的四位演员：Jessie Buckley, Timothée Chalamet, Michael B. Jordan, Teyana Taylor

表演奖项和导演、剧本奖历来是奥斯卡最受关注的焦点。本届的赛果既有毫无悬念的横扫，也有惊心动魄的逆袭，每一座小金人背后都隐藏着复杂的行业博弈与动人的人物故事。

本届最佳男主角的争夺被媒体誉为“近年来最激烈的影帝之争”。早期的领跑者是凭借《马蒂至尊》（Marty Supreme）中傲慢乒乓球手一角获得金球奖和评论家选择奖的蒂莫西·查拉梅（Timothée Chalamet）。然而，查拉梅在颁奖季后期因在采访中发表“没人关心芭蕾和歌剧”的言论引发了艺术界的广泛批评，加之其过于激进的公关策略，导致势头受挫。

与此同时，迈克尔·B·乔丹（Michael B. Jordan）凭借在《罪人》中的卓越表现异军突起。他在片中一人分饰两角，饰演性格迥异的双胞胎兄弟Smoke和Stack，不仅在肢体语言和微表情上做出了精准区分，更完美驾驭了影片在恐怖、动作与历史剧之间的复杂基调。乔丹在演员工会奖（SAG Awards）上的爆冷获胜成为了扭转战局的关键转折点，证明了他在同行中拥有强大的支持率。

迈克尔·B·乔丹凭借《罪人》斩获最佳男主角，首次提名即获奖

最终，39岁的乔丹在首次获得奥斯卡提名的情况下便成功加冕，成为继西德尼·波蒂埃、丹泽尔·华盛顿、杰米·福克斯、福里斯特·惠特克和威尔·史密斯之后，历史上第六位获得该奖项的黑人男演员。在全场起立鼓掌中，乔丹发表了动人的获奖感言，他特别感谢了长期合作的导演瑞恩·库格勒：“我非常荣幸能称你为合作者和朋友。你给了我被看见的机会和空间。”从《弗鲁特韦尔车站》到《奎迪》，再到《黑豹》和《罪人》，这对黄金搭档的相互成就，已成为当代好莱坞的一段佳话。

与男主之争的波澜起伏不同，最佳女主角的归属从一开始就失去了悬念。爱尔兰女演员杰西·巴克利（Jessie Buckley）凭借在赵婷执导的《哈姆莱特》（Hamnet）中的表现，以统治级的姿态横扫了包括金球奖、BAFTA、演员工会奖和评论家选择奖在内的所有重要前哨奖项。

杰西·巴克利凭借《哈姆莱特》毫无悬念地夺得最佳女主角

在《哈姆莱特》这部想象莎士比亚家庭悲剧的影片中，巴克利饰演了莎士比亚的妻子阿格尼斯（Agnes）。她将一位母亲在面对丧子之痛时的撕心裂肺、坚韧与最终通过讲故事获得救赎的过程，演绎得入木三分。她的表演被影评人形容为“具有破裂般的温柔”。

巴克利的胜利不仅是她个人职业生涯的巅峰，更创造了历史——她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爱尔兰演员。在领奖台上，这位刚刚成为母亲的演员将奖项献给了“母亲之心的美丽混沌”，并深情地表示：“我们都来自一个在逆境中继续创造的女性血脉。”

在导演和剧本奖项上，学院做出了精妙的平衡。

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终于结束了漫长的陪跑生涯。凭借《一战再战》，他不仅拿下了最佳导演，还获得了最佳改编剧本奖。这是对他将托马斯·品钦晦涩难懂的后现代小说成功转化为一部兼具娱乐性与思想深度的商业大片的最高赞誉。在获奖感言中，PTA展现了其作为知识分子导演的社会责任感：“我写这部电影是为了我的孩子们，为了我们留给他们的这个烂摊子道歉。但也鼓励他们，希望他们能成为为我们带来常识和体面的一代。”

而瑞恩·库格勒则凭借《罪人》斩获了最佳原创剧本奖，这也是他个人的首座奥斯卡奖杯。库格勒的剧本巧妙地将个人对已故叔叔（一位蓝调爱好者）的思念，转化为对密西西比三角洲蓝调文化和黑人历史的宏大探索。他在台上的发言真挚感人，特别向自己的孩子们致歉因拍电影而缺席的时光：“当爸爸成为回忆时，我希望你们记住一件事：爸爸爱你们胜过一切。”

配角奖项成为了好莱坞老将们闪耀的舞台。

最佳女配角颁给了在恐怖片《Weapons》中饰演反派“格拉迪斯阿姨”的艾米·马迪根（Amy Madigan）。这是她继40年前凭借《一生两次》（Twice in a Lifetime）获得提名后，再次获得奥斯卡青睐并最终获奖。她的胜利打破了学院对恐怖片表演的偏见（上一次凭借恐怖片获得女配角还是57年前《罗斯玛丽的婴儿》中的露丝·戈登），也证明了那些在行业中默默耕耘数十年的“匠人演员”终会得到应有的回报。

最佳男配角则由西恩·潘（Sean Penn）凭借在《一战再战》中饰演的白人至上主义军官获得。这是他继《神秘河》和《米尔克》之后的第三座奥斯卡小金人，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影史上的传奇地位。尽管他当晚并未出席颁奖典礼，但他在片中极具压迫感和复杂性的反派演绎，无疑是影片成功的关键基石之一。

当晚最具历史意义的时刻之一，属于《罪人》的摄影指导奥特姆·杜拉尔德·阿尔卡波（Autumn Durald Arkapaw）。她击败了《一战再战》、《弗兰肯斯坦》等强劲对手，成为奥斯卡98年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最佳摄影奖的女性，同时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黑人摄影师。在此之前，摄影奖是奥斯卡唯一一个从未有女性获奖的类别。

奥特姆·杜拉尔德·阿尔卡波创造历史，成为首位获得最佳摄影的女性及黑人摄影师

阿尔卡波在《罪人》中的工作堪称技术与美学的完美结合。她大胆采用了65毫米IMAX胶片进行拍摄，并在片中混合使用了两种画幅比：用宽广的2.20:1画幅展现密西西比三角洲压抑而壮丽的自然景观，用更垂直的1.43:1 IMAX画幅捕捉人物灵魂深处的挣扎和高强度的动作场面。她为影片赋予了深邃、充满灵魂的视觉质感。在领奖台上，她激动地邀请全场女性起立共享这一刻：“如果没有你们，我走不到这里。我感觉这样的时刻发生，正是因为你们。”

在最佳国际影片的角逐中，挪威导演约阿希姆·提尔（Joachim Trier）的家庭情节剧《情感价值》（Sentimental Value）击败了巴西的《秘密特工》和伊朗的《只是个意外》等强敌，为挪威赢得了历史上的首座奥斯卡国际影片奖。提尔在感言中谦虚地自称“只是一个来自挪威的电影书呆子”，并引用詹姆斯·鲍德温的名言呼吁关注儿童的未来。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国际影片提名的背后，凸显了独立发行公司NEON在国际电影市场的强大统治力。包括《情感价值》、《秘密特工》和《只是个意外》在内的多部提名影片均由NEON在北美发行。这家曾成功运作《寄生虫》和《坠落的审判》的公司，再次证明了其在发掘和推广全球优质艺术电影方面无与伦比的眼光。

当《一战再战》的剧组在台上举起最佳影片的小金人，第98届奥斯卡金像奖落下了帷幕。纵观整场典礼和最终的获奖名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好莱坞正处于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过渡期。

这是一场在“守成”与“突破”之间取得精妙平衡的盛会。学院将最高荣誉（最佳影片、导演）颁给了《一战再战》这样一部由资深白人男性导演执导、探讨宏大政治命题、制作精良的传统史诗巨作，这表明奥斯卡依然坚守着其长期以来的核心审美标准和对电影工业传统的敬意。PTA的加冕，是对好莱坞古典主义作者电影的一次深情致敬。

然而，在其他关键领域，奥斯卡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开放与包容。《罪人》虽然未能登顶，但其斩获的四项大奖（尤其是最佳男主和原创剧本）证明了学院对类型片边界拓展的认可，以及对深刻探讨种族与文化历史议题的赞赏。奥特姆·杜拉尔德·阿尔卡波在摄影奖上的历史性突破，打破了奥斯卡最后一个纯男性主导的堡垒。

从产业格局来看，华纳兄弟凭借《一战再战》和《罪人》的强势表现，向流媒体巨头们（如Netflix、Apple）发出了强有力的反击。这表明，尽管面临流媒体的冲击和企业并购的动荡，传统大制片厂在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和极高艺术水准的院线大片方面，依然拥有不可替代的底蕴和实力。同时，像NEON这样的独立发行商在国际影片领域的持续成功，也展示了电影市场生态的多样性与活力。

展望未来，第98届奥斯卡留给我们的启示是深远的。

所谓的“政治正确”正在被重新定义——它不再是空洞的口号或刻意的配额，而是像《罪人》那样，将深刻的社会议题与卓越的艺术表达、成熟的商业类型完美融合。随着迈克尔·B·乔丹、杰西·巴克利、瑞恩·库格勒等中生代创作者的全面崛起，以及更多元文化背景的电影人（如Maggie Kang）走上舞台中心，好莱坞的叙事版图正在被不可逆转地重塑。

电影产业正面临着AI技术、观众习惯改变等诸多挑战，但正如《一战再战》中所传达的抵抗精神，以及《罪人》中蓝调音乐穿越时空的力量一样，优秀的电影总能找到触动人心的途径。

第98届奥斯卡既是对过去一年电影艺术的辉煌总结，也是对好莱坞未来无限可能的一次充满希望的展望。